由于有世贸组织1999年西雅图会议和2003年坎昆会议的失败阴影，对遭遇着深重信誉危机的WTO来说，能达成协议这一事实，其意义已经超过了《部长宣言》本身。因此，各方长出了一口气，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评价这次会议是“可能不是最成功的，但我们决不能说它是失败的”。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勃更加乐观，她认为这次会议达成的最终协议为以后进一步的谈判奠定了基石。WTO总干事拉米更是欣喜地表示，香港会议将进程推进了5个百分点，取得的成果从55% 提高到60%。
然而，《部长宣言》墨迹未干，对它的批评已经接踵而至。许多人认为2013年的期限，距离联合国在5年前提出，计划在 2015年有效消灭贫穷的千禧年发展目标，日期未免太近。如果穷国的农产品要到2013年以后才能同富国的农产品竞争，在短短两年的时间，怎么可能有效消灭贫穷?总部设在英国的“行动援助组织”甚至认为，这不是协议，而是欺诈。穷人不能再等8年才见到欧盟停止出口补贴。这个宣言，再次说明少数人的利益凌驾于全球大部分人口的需要。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更是直截了当地呼吁发展中国家拒绝接受宣言。
自始至终，农业补贴问题是让香港会议陷入僵局的关键所在。开始，面对全世界的责难，欧盟一直摆出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姿态。但显然，欧盟不愿背负这样的骂名——因为其拒减农业补贴而导致多哈回合谈判彻底破裂。所以到了最后几天，欧盟开始放下架子大搞“危机公关”，甚至面对某民间组织递交的“47万封反对信”也笑脸相迎，为争取各方理解颇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意味，在最终很不情愿将2013年定为逐步取消所有出口补贴的最后期限。
但许多人认为，该协议似乎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因为欧盟内部改革届时将消除多数此类补贴。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在会前就表示，法国将否决任何在欧盟下一个7年预算计划之前(即2013年前)削减农业补贴的协议。而香港会议确定的期限恰恰就是2013年，这显然不是巧合。
农业问题之所以成为历次世贸谈判的难题，根源就在于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其农民的利益，往往利用强大的财力，给予农产品高额的国内支持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些巨额补贴造成农产品大量过剩，国际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再加上发达国家还为其农产品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和技术贸易壁垒，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竞争。
而农业往往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些国家甚至完全依赖农业。众多不发达国家正是认识到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及相关贸易规则的不公平性，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与发达国家抗争到底的决心。
一个经常使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什么它们不顾国际压力，长期执著于农业补贴呢?这个问题对理解当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
农业保护措施作为一个政策体系，起源于1930年代初的美国。作为1920年代末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一部分，大量农户破产。19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政策目标的《农业调整法》。此后60年中，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形成较完整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而欧盟的农业保护政策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农产品供给不足、依靠进口的阶段。为了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各国的主要手段是对农产品的价格与出口进行补贴。
在目前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下，农业补贴占欧盟总预算(2005年约1060亿欧元)的44%。法国则是从农业补贴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法国对曼德尔森提出的WTO出价早有不满，近来更是指责曼德尔森越权行事。从这个角度看，WTO关于农业补贴的争端更有“法国对抗全世界”的意味。除了真金白银的获利外，法国更把对农业的保护上升到保护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高度。他们称，如果降低对农业的保护，就是对盎格鲁—萨克逊新自由主义的投降，违背了法国更加注重社会福利的价值观。当然，法国对农业自由化乃至经济全球化的抵触，也源自法国现在徘徊在10%左右的高失业率。(责任编辑：user2)
由于农业补贴历史久远，因此以前一直是诸多降低贸易保护的贸易协定的“例外”，以至于成为世界贸易领域争论最大、亟待解决的头号问题。尽管全球贸易谈判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直到1994年底，长达8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达成“农业协议”，才对保护性的农业补贴有所制约。
像反倾销、关税等领域，从世贸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第一回合日内瓦回合开始谈到今天，虽然已有很大的进展，但离真正的自由贸易仍有很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势下，只有10年谈判历史的农业问题，注定仍将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困扰着谈判进程。
从西雅图会议开始，街头抗议和骚乱就成了每一届WTO会议必然面对的局面，香港会议也不例外。在开会前几天，会场附近的湾仔区域就已如临大敌：人行道的砖缝，已被警方用强力胶水封上，一些关键的路段，渠盖加钉、天桥布网、外墙封板，而湾仔码头巴士总站则立起了一道三人高以上的铁丝网，有如防范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纪飓风。
尽管防范严密，但在会议开幕当天，仍有约130个韩国农民在湾仔码头跳入大海以示抗议，为了纪念坎昆会议时自杀抗议的韩国农民李京海，数十名韩国农民还焚烧棺木。在随后的几天里，韩国示威者更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WTO比禽流感更危险”等标语，与警察发生了冲撞，有数十人被捕。
对于韩国人来说，农业和全球贸易等问题一直是让人难以平静的问题。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期间，一名韩国抗议者将自己刺死;上月，两个韩国农民自杀，遗书上写着“如果活着不如死，那还不如去死。”
到底这些韩农为什么这么激动?一名参加示威的韩国农民接受电视媒体访问时说：“WTO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这是一般示威者反对全球化的理由。自 1994年乌拉圭回合迄今，由于美国、泰国等大米不断以低价进口，韩国农民目前的负债率，从平均每人每年开放前的7000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万美元。很多农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来到城市，但是在城市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从事低收入的职业，这使得农民越来越穷困。很多农民进入城市，由于没有技能，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甚至生存也成为一个问题。在城市，他们沦为下层低收入阶级。
小型的家庭农场是韩国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农场的平均面积不到 2公顷，而发达国家的农业集成化程度很高，又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在全球化背景下，意味着毫无竞争性可言的两种农业，要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竞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对韩国农民来讲，全球化是可怕的。
但是，全球化对韩国所带来的影响不尽是负面的。韩国经济已经成功转型，韩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比也逐年下降，这都是拜全球化所赐。在几十年的工业化之后，现在韩国是一个依靠工业来养农业的国家，而工业又是依靠出口，当那么多的韩国工业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别人要求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农产品的不开放，其实对于韩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韩国统计厅2003年的统计数据，比较了34个国家的牛肉价格，当中以韩国价格最高，每公斤达至43.67美元。韩国食用油价格(香油每升10.07美元)，也是全球之冠。土豆、苹果、猪肉等其他农产品大部分也是昂首前列。2005年的调查数据是汉城市民购买的水果价格也是冠军，比纽约的高出3.2倍，比伦敦高出2.9倍，比东京高出2.1倍。所以，如果完全开放的话，韩国民众就可以吃到便宜的来自他国的大米。
但问题是，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受益，牺牲占人口7%的韩国农民的利益就是合理的吗?如何在保护少数人利益和推进自由贸易之间取得平衡，这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
此次会议期间，乐施会等民间机构搬出一大堆发达国家的保护政策，作为支持反对WTO、指斥自由贸易不公平的理据。但他们的建议是，贫穷国家也应建立贸易壁垒。问题是，这些国家走回头路，再次进行自我经济封锁，人民会最终得益吗?支持自由贸易的人，对WTO的种种官僚作风不敢苟同，但现在的环境下，是否有另一个机制能更好、更有效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WTO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令发达国家可以坚持保护主义，但反对自由贸易就能打破不公平的安排吗?(责任编辑：user2)
发达国家的富裕始终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这是100多年来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可能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变革。但显然，对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文明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世界贸易组织寿终正寝了，还会有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出现。这是游行示威者必须明白的道理。
多哈回合启动以来接二连三的挫败，已经使多边贸易体制变得十分脆弱，信誉越来越降低。而香港会议恰恰处在成功和失败的转折点上，一旦再次失败，将很难再恢复元气，WTO各成员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最后关头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期 6天的折冲博弈，让世人再次体会到世贸谈判之难。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很少有哪次会议，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取得的成果却如此之少。
世界贸易组织走到今天已有10年。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解决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的问题上，还是在推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均不尽如人意。西方媒体认为，世贸组织时常议而不决，有退化为第二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风险。众所周知，联合国贸发会议是发展中国家鸣不平的论坛，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事实上，造成这种现状的最大障碍毋宁说是结构性的。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加入，世贸组织成员猛增，一些发展中国家非常贫困，以至于负担不起在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派驻代表团，但它们都有权否决决议，而且都有决心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在WTO内部，每一票都算数。
而对WTO更根本的挑战还在于，它的核心使命是自由化，但自由化并不能保证产生经济成果。它只能创造机会，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则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和生产厂商。事实已经证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全球化仅仅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性，但并不能保证现代化的必然实现。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接轨”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经过一段努力达到“准”现代化的毕竟少之又少。曾经以为，全球化就是全世界的飞机都能停在我们够大的机场上，就是接上全球网络，就是学术与高科技的友善交换，但现在人们发现，现实比这残酷得多。
联合国人道援助计划主管埃格兰曾说过，“欧洲人每年吃冰淇淋的钱，比我们在全球推行人道计划所要求的款项高出一倍。而北美每月所争取到的投资额，也高过我们在全球推行人道计划的资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潮流中最大的问题是收益和负担分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担的调整负担太多。因此，多哈回合又被称为“发展回合”，它的宗旨就是要“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的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当的份额”。
而要实现类似的目标，普遍的看法是发达国家要做出根本性的让步，要废除贸易补贴和关税壁垒，要大幅度地让步给发展中国家。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谈判要获得成功，政府必须顶住国内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去争取多数国人难以察觉的长期利益。而当这些利益真正实现时，对此负责的政治家可能早已不在其位了——即便果真如此，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就肯定能解决吗?近几年，欧盟和美国根据一些特别方案，大幅削减了最穷国家的关税，准许它们自由进入市场。然而，我们看到，来自受惠国的出口量几乎没有增加。
贫富之间的对立如此深刻，各方的立场南辕北辙，而对财富的追求又如此顽强，WTO要实现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的目标，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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