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检察院行使的职权规定：“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显然，以上两部法律都没有以明确的法律规定确认检察院有权对法院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国家机关的行为，应当以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和基础，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能否将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活动”作扩大解释，将执行活动纳入审判活动的范围呢？第14条是规定在总则的“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中，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操作还要依照各章、各条的规定来进行。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程序”编之“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对有关检察机关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185－188条），在这些规定中，都没有涉及到检察院监督法院执行的问题。而在民事诉讼法的“执行程序”中，也没有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在刑法中，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不允许只根据刑法总则中第13条有关“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对具有危害社会而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定罪处刑。同样，对检察院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行为，也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不能以一个基本原则作为依据。因此，无论是深圳市人大，还是深圳市检察机关来制定监督法院执行活动的制度都没有充分、正当的法律依据。
在检、法两家对“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存在不同的理解，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1995年以批复的形式答复对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情况下，深圳市人大与检察院作为一个地方的立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来出台相关制度是不妥当的。表面看来，深圳市此次出台监督法院执行活动的规定，只是一个地方的行为仅在深圳市发生效力，与全国无关。但由于其出台的此项制度涉及到了法院的执行工作，可能出现地方立法代替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重大问题。假定深圳市制定的该项民事执行监督制度生效，那么，对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的抗诉，深圳法院又如何处理呢？无疑，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立法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立法、司法问题。这一问题应当由检、法两家的共同上级机关即全国人大来解决。因此，深圳市出台这样的规定有欠慎重。即使检察院监督法院的执行活动合乎民意，能够较好地促进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深圳市也完全可以建议全国人大修改相关法律完善检察院监督法院执行的程序，而不是呈一时之勇，来代替全国人大对民事诉讼法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