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案监督的对象过于狭窄。按照刑事诉讼法立案监督条文的解释，检察机关监督所指向的对象只能局限于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对其他同样具有立案职能机关的立案活动的监督就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例如我在工作中接受到一起轻伤害案件，公安接案后要求被害人去自诉，而人民法院却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侦查，属公诉案件，互相推诿，导致被害人上访，要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而检察机关只能是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而无法对法院不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可见，如果把刑事立案的对象仅归结为公安机关，那么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刑事立案行为就成了不受监督的盲区。这样一方面对这部分案件的监督检察机关无法可依，另一方面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能有效保障。我认为：除公安机关外，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既然可以成为刑事立案的主体，也理所当然属于监督的对象，所以应当修改立案监督对象。
2、立案监督包含的监督内容片面。按照刑诉法第87条规定，立案监督的内容只能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情况，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情况则不在立案监督内容之列，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和缺陷，公安、检察认识不同，造成了检察机关对违法立案行为无法实施应有监督的局面。如果只对违法的消极立案行为实施监督而对违法的积极立案行为不实施监督，立案的合法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这样的立案监督机制就是片面和不科学的。因此，我认为：应当修改立案监督内容，将监督的内容扩大为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二方面的监督。
3、立案监督的手段不够完善。一个完整的立案监督权应当包含对立案活动的知情权、涉嫌违法不立案的质询权和对违法不立案的纠正权三个基本部分，然而按照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只规定了质询权和纠正权，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质询权)和认为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纠正权)，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情况的知情权却没有规定。由于立法上的纰漏，检察机关缺乏立案案件的知情权，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无米之炊”、信息渠道严重不畅、力不从心的局面，使立案监督工作局限于等待受害人申诉、人民群众控告、上级部门交办的被动范围之内，致使相当多案件未能进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检察机关缺乏了监督主动性。
4、立案监督措施不力。 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对公安立案活动的监督不力除了立法上不完善以外，也有主观上的原因。一方面，立案监督是新刑诉法颁布后实施的一项新制度，公安机关中有些干警对此项制度了解认识不多，认为是检察机关插手公安立案工作，对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存在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此项工作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立案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事，立不立由公安决定，对于违法立案或不立案可通过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来解决。也有的同志害怕立案监督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为不了解案件具体情况，容易造成“立也是检察院决定，撤也是检察院决定”的被动局面等。由此也造成检察机关“等米下锅”和公安机关拒不配合的局面。因此健全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5、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渠道不畅。 案源问题是立案监督工作的首要问题，案源渠道不畅，线索不多，势必直接影响和制约立案监督的展开。自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监督以来，各地的检察机关虽然积极从公安机关内部“找米下锅”，但效果不佳，且各地作法不一，无章可寻。究其原因，一是公安机关以罚代刑、该立不立的案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难以查获。二是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职能了解甚微，无处可告。三、检察机关法制宣传不到位，发现案件线索措施不完善等。
6、对立案监督的范围认识不一。 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是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前提。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如何理解认识不一?我认为：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86条是立案的根本条件。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都应纳入监督范围。
7、对立案监督程序认识不一。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同志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由此可见，只要被害人要求立案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均有义务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因此，对确实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直接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但并不能将通知公案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排除在经常性的立案监督程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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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着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