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卧床，褥疮像藤蔓一般逐渐扩大，折磨着唐婆婆。看着母亲难受得翻来覆去，寝食难安，年近六旬的徐琦承担起照顾的重担。
邻居李婆婆说，她和徐琦以前都住渝中区官井巷，后来拆迁后一起来到大坪成邻居，“她是老七，每天起早摸黑，给老人做饭，太不容易了，那几个兄弟姐妹很少来看。”
昨天，徐琦一边抹眼泪，一边给老人按摩下肢。每周，除了周二周五要集中采购外，其余5天，她把营养粥、水果粥准备好，来陪母亲。
去年2月，老人病情恶化，需常年住院。子女们商议，让唐婆婆住进西郊医院老年护理中心，日常膳食和护理由护工完成，每月护理费1600元。
今年2月14日，老太太委托援助律师，将七个子女告到法院，要求他们共同支付前后数次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同时执行1994年10月子女们订立的《赡养母亲协议》，包括老六老七。父亲去世后，全家订赡养协议，每人每月付生活费100元，当时经济困难的老六老七没在其中。
开庭时，双方就老人是否意识清醒，是否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激烈争论。前六名子女均认为，老人意识模糊，思维混乱，被老七“牵着鼻子”上法庭。这次庭审没有当庭调解。
徐琦昨天打开手机，拿出一段她和母亲的对话录音，证明老人清醒：“你要不要钱嘛？”“不，不要。”“不要？你啷个治病呢？要不要你的娃娃崽崽拿钱给你治病嘛？”“要，要。”
老四徐善是两个儿子中的哥哥，他称，总医疗费并非徐琦替老人主张的10多万，法官算出来仅4万多，“表面上她也是被告，说白了，是借照顾吃母亲的钱，母亲的账目她在记录和管理，上面有多少钱她最清楚。”
“我每月用短信向他们汇报了大致开销，但完全得不到信任，我一个人照顾，无怨无悔，但钱不能由我来出啊！”提到钱，徐琦情绪激动。
对于“不给医疗费”的说法，我们挨个联系6个子女。在云南的老大、在四川的老二和在重庆的老五电话无人接听或关机，其余3人徐锦、徐善和徐玉均接受电话采访。
徐锦目前在杭州工作，她说，老人入院时，共同商议的是，老人每月退休费支付开支，不够的部分，七个人共同分担。每个月医院都有详细账目，要整理出来并不难。入院前，母亲将8万多元生活费交给老七，扣除四万多医疗费，应该有节余，而且老七没出钱，还用大家的钱来支付交通、吃饭等。
徐善说，“母亲把自己名下的公房（使用权）转到徐琦名下，我们都没啥意见，只有50多平方，没啥争头。母亲的钱被她收起来，哪里会缺钱。”他们表示，幺妹照顾老人，劳苦功高，不可否认，但如果为钱这样做，难以认同。
徐琦伤心地哭了，“他们是不满我和妈妈，私自处理了房子。”
徐琦向我们忆苦思甜，回忆起童年往事，笑中带泪。父亲是宁波人，做五金生意，东西南北四处跑，在成都认识了母亲。30岁时，夫妇俩在重庆有了第七个孩子，在这里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