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民事诉讼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形式正义得到更加注重，更加强调当事人自己对事实认定承担举证责任的“辩论式”审判方式大幅度提升了审判效率，彰显了法院作为裁判机关的中立地位，不仅日益为审判人员所熟悉和广泛应用，亦为理论界所赞许和推崇。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深入到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锡五审判方式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广大基层法官所采用的审判方法里，似乎总能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影子。实际上，主流观点一直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人民法院为人民排忧解难、主持公道，对于今天的审判工作仍有重要意义。
然而，要探讨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中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关键要看现在是否有适合其存在的现实土壤，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需求。
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极大，因此带来的文化水平的差距、法制意识的差距亦极大。在一般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大致呈现出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是乡土社会特征。从广泛的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地理环境因素上分析，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在中西部的许多农村、偏远山区，由于交通不发达，群众出行极为不便。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毋庸讳言，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仍然不高，法律素养也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群众的诉讼能力不高、法制观念淡薄。而现代诉讼方式所具有的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的特点，使普通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边远地区群众疏远司法。
第二是情理社会特征。情理之于中国人，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且常常是一种衡量正义的标尺。社会正义观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司法审判的评价，而审判的合法性，取决于当事人和社会一般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审判之公正，其实就是“公众认为正确”之意。情理正义感中的“正义”并非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依靠法律维系和制度安排，谋求公平、稳定的社会合作系统的价值和制度，而是一种个人的道义尺度，系私人交往间对自己和他人提出的道德要求。当人们以情感正义观诉诸公力救济时，虽然在表象上他们是向司法机关寻求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但在实质上，其所追求的不是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而是裁判者个人对自己的同情和对他的个案的特别处理。
这两大特征决定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出行不便、文化素质不高、诉讼能力不强、推崇情理，甚至认为情理重于法律的群众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当事人诉讼等审理方法和审判原则，需要的正是法官善于利用地方性知识、善于发挥个人人格魅力的工作方法。虽然大都市中的经济案件特别是涉外案件中，马锡五审判方式已经或正在被正规的民事诉讼程序所取代，但在乡土基层，群众间的纠纷主要是婚姻家庭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简单纠纷，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的人民法庭审理这类案件时大多适用简易程序。此时，具备灵活便利和乡土化特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能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秩序，还使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深入到农村社会底层，从而将法治与法律意识逐渐推广至每一个角落。所以，就现阶段中国的国情而言，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生命力。（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周子荣 汪青廉）
U354847512
U26810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