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渊源的矛盾性。法律与司法解释构建了我国法律渊源最主要的内容，然而二者在制定机关、效力位阶、职能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所谓司法解释，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⑥]据此，司法解释应当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司法解释是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和审判实践的需要，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现行的成文法所作的解释。第二，司法解释是“解释”而不是立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立法权由法定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是纯粹的创制法律;而法院是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审判权，其职权决定了它只能解释法律，而不可以创制法律。解释法律应当有对象，也即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应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其加以理解和说明。第三，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反观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在民诉法上是没有相关规定的，那么出现在司法解释中的这个规定是解释民诉法的哪个条款呢？而且从这一规定的体例和内容上分析，存在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比如“分配方案异议”存在哪行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作出一定的解释，如对受偿顺序、受偿数额等方面存在异议，然而对司法解释再行解释又是什么性质呢？所以这一规定出现在司法解释中实为尴尬。
（二）提起异议的主体范围宽泛。引起执行程序启动必然存在执行根据，而执行根据已就被执行财产的归属作出认定，即不再属于被执行人，余下的只是债权人如何分配被执行财产的问题，这与债务人并无实质性的利害关系，因此分配方案异议只能由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若债务人对分配方案有异议的，可作为一般执行救济中的执行异议进行处理。而本次解释中规定，提出分配方案异议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和被执行人，笔者认为主体过于宽泛，实际上并不需要将债务人纳入分配方案异议的主体范畴。
（三）未提出异议当事人在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中的地位。司法解释中只明确异议人作为原告，持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或被执行人为被告，那么其他不提异议也不反对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确定，权利如何保障？相对于原执行程序，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属于衍生的独立之诉，而执行程序中的各方当事人存在复杂的关系，新诉产生后，未异议也未反对的当事人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甚至证人还是其他的什么角色，在规定中是模糊的。规定中表述“诉讼期间进行分配的，执行法院应当将与争议债权数额相应的款项予以提存”，其意在于未异议的实体权利按照正常的程序执行，那么部分债权人如果对整个被执行财产存在争议，未异议也未反对的当事人将会被无辜的拖进新的诉讼中，权利受到损害，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主体身份是什么，如果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服裁判结果可以提起上诉，很可能陷入复杂的境地。
（五）执行中的分配方案异议应由法院的哪个部门受理未予明确。分配方案异议的处理部门是执行机构还是审判机构应当予以明确，这直接关系到异议能否得到公正快速的处理。一直以来，由于审执关系复杂而微妙，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颇多，有支持审执分离，有崇尚审执结合。然而，越是存在争议的就应该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否则将对审执实务带来不利影响。异议受理部门的不明确，可能使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出现受理部门不同、处理程序不同的情形，使异议的审查和处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性，造成适用法律混乱的不利后果。
（六）执行效率降低存在可能。英国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执行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经济、便捷的方法，迅速实现债权人之权利，否则，不仅债权人私权难获保护，而且可能损害社会经济及司法威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是执行的第一价值目标，执行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执行措施必须迅速及时，执行的目的就是让债权人公正合理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分配方案异议制度将利害关系人带入新的诉讼，按照普通诉讼的程序，存在一审、二审、再审甚至循环诉讼的问题，这不但可能影响执行效率，还可能影响其他当事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诉讼的增加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当今我国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队伍力量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这在基层法院尤为突出，诉讼的增加势必加重法院压力，为了实现执行程序的效率目标，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业已确立的该项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