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宋知生身为村党支部书记，为首提出砍伐林木，并起草林木出售合同，在明知林业部门只能批给100立方米指标，只许砍伐一个山场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合同实施，以致造成滥伐数百立方米林木的后果，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但其目的是为了集体公益事业，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宋明才在林业主管部门对滥伐的林木进行冻结后，仍不听劝告，又组织人员进行砍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但在滥伐的60余立方米林木中，有30余立方米已由行政主管部门作了行政处罚，且宋明才的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于1995年1月25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宋知生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四千元。
二、被告人宋明才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四千元。
宣判后，宋知生不服，以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无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量刑不当”为理由提出上诉。
湖南省零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现为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宋知生身为村党支部书记，违反林业法规，在出售村集体林木的过程中，明知采伐指标不够，而让购买者多砍，导致滥伐林木达699.836立方米，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虽然出售林木合同是村委会签订的，但宋知生首先提出主张，并且是出售林木的主管人员，在明知只批到100立方米采伐指标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合同执行，以致发生滥伐林木的严重结果，宋知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因此上诉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已充分考虑了上诉人是为了集体公益事业等情节，从轻作了判处。至于罚金刑问题，刑法规定对犯滥伐林木罪的可以判处罚金，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对宋知生只并处了4000元的罚金是适当的。原审被告人宋明才无视国家林业法规，在林业部门冻结了已滥伐的林木后，不听劝告，在无采伐指标的情况下，又组织人员进行砍伐，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原审判决对宋知生、宋明才的行为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5年7月20日作出刑事裁定如下：
本案是新类型案件，与一般的滥伐林木案件有所不同。一般的滥伐林木条件，其行为人是采伐林木的人，而本案中的被告人宋知生则是出卖林木的人。因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宋知生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控方认为，宋知生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辩方则认为宋知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有二：一是宋知生为集体公益事业(架电)筹款，提议出卖集体林木，经村主任同意，并召开村党支部会和村委会，决定招标出售林木。宋知生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无违法行为。二是对于滥伐林木，宋知生没有直接责任。由此本案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其一，由于买卖青山出售活林木所导致的毁林案件其性质如何认定?这在《森林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中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由于买卖青山出售活林木而引起滥伐林木的现象则较为多见。如何处理这类案件呢?我们认为，出售活林木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立森林市场，开展产品交易的有效形式，但在买卖活动中必须遵守林业政策法规。在出售活林木时，必须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审查、签证;采伐林木必须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经批准后方可采伐。如果采伐超出许可范围，即为滥伐林木，情节严重的，这种买卖行为就构成滥伐林木罪。本案被告人宋知生在代表星塘村出售活林木时，明知采伐指标不够，仍按原合同执行，造成严重的滥伐林木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