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追诉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因而，其权利的保障自然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法律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一方面应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侦查权;司法控制;沉默权;辩护权;人身自由权
一、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源起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身、人权的口号。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这揭示了自由与法有一种内在联系，法应该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自由应该是法的灵魂，自由即是法的出发点又是法的归宿，法应该以保障自由为根本目的。自由是法的灵魂的思想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2〕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一书，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之先河。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那么，作为诉讼主体的犯罪嫌疑人拥有诉讼程序上的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把犯罪嫌疑人列为当事人，使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及立法中得到确认，但由于缺乏立法及司法双重层面上足够的权利保护，因而这种诉讼主体地位在事实上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在注重人权保障，加快诉讼民主化进程的今天，探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对于构建科学的诉讼结构，推进诉讼程序正当化，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的缺陷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严重背离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其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㈡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在实践中的弊端：由于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极其薄弱，现行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模式又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致使侦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暗箱操作，不仅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侦查权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3〕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从而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因受种种限制而困难重重--律师接受委托难、公见难、公见时了解案情难、调查取证难、合法权益受到保障难。第二，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现象突出--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甚至致人死伤的报导不时见诸于报端。第三，侦查羁押期限普遍较长，而且超期羁押最长可达37日，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最长可达7个月。此外，超期羁押(包括刑事拘留、逮捕后移送前、补充侦查中的超期羁押)也普遍存在。第四，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确立。非法证据的内涵、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等均无规定。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侦查模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为实现犯罪嫌疑人从犯罪客体到诉讼主体角色的真正转换，保障其权利，必须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并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构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时应关注这两个目标：
⒈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于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应当由法官发布司法令状。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侦查机关也可自行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但必须在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法官报告，由后者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作出相应的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裁定不服，应当允许其向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官提起旨在解决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来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想赋予被告人对于该裁决的上诉权。这就使侦查活动纳入“诉讼”轨道，从而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⒉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予以调整，确立审判权(司法权)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这就要求废止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上述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具有的权威地位和中立形象，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法院成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三大司法机关。而且，让法院和公、检配合，也有损于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形象。法院作为公正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对国家和被告人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袒。“公、检法配合原则”的要求，无疑使法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混为一谈。如果让这样的法院来承担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任务，其效果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可能有实质的区别。
⒋改革现行法官的选任制度，实现法官的社会精英化。因此，要使司法真正能够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从而能够对从属于政府的侦查机构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重要的在于，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和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样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5〕
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现状，令人堪忧。湖南省高院副院长周效和曾撰文说，“就全国而言，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一半”。〔6〕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大体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经验，即法学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再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毕业后才有资格被提名或任命为法官。也可以学习英美，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与此相适应，法官的数量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薪水待遇必须提高，以使法官享有更大的尊重和威望，从而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中来。
⒌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使司法权能够在法庭审判阶段继续对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事后控制。尽管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但范围乃嫌狭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威性也不够高。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取证，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并未涉及。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解释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刑诉法修改或制定证据法时，应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确立，即对于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通过刑讯逼供行为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全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法庭调查。如果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⒍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机构实施的拘留、逮捕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按照西方各国的做法，逮捕只是作为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的手段。逮捕后必须“毫无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由后者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是否羁押、保释以及羁押期限的裁定。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7〕在我国，也应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并且拘留、逮捕后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长短均由法院决定。据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对有关羁押的决定不服，应有权申诉，原作出羁押决定的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如对该裁定不服，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就羁押是否合法与正当作出最终的裁判。
⒉加强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的核心权利，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实现辩护权的基础。然而，如前所述，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却因种种限制后困难重重。针对这种现状，应排除各种障碍，使律师的自由会见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调查取证权成为现实。
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实现还有赖于律师制度的发达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建议建立这样的法律援助，一是应规定对无力或无法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义务;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三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四是规定律师履行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部门年检注册的审核项目之一，以强化律师的社会责任。
⒊赋予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可见，立法同时肯定了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权，但《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调查权做了限制，且仅限于庭审阶段。实际上，刑事诉讼中取证活动多由侦查机关进行。但在实践中，基于追究犯罪的本能驱动，侦查人员更多地关注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有时怠于收集甚至故意隐匿，致使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遭到毁损甚至来失。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活动极为不利，而且也妨害了案件真实的发现。从实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以及强化辩护权出发，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侦查机关取证的偏颇。而犯罪嫌疑人无强制“侦查权”，受聘律师又无取证的权利，为此，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证据保全请求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当侦查机关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疏于收集时，犯罪嫌疑人首先有权向侦查机关申请证据保全;当侦查机关不予注意并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时，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证据保全的请求由专门的审查法官而不是庭审法官审查。审查法官有权命令侦查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或直接进行证据保全。由审查法官审查，可以避免审判法官的先入为主。受聘律师亦应有权申请证据保全，这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辩护权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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