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盗窃主从犯的认定思维导图

多情又困苦

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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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盗窃

主从犯

刑法

犯罪类型

共同犯罪

共同盗窃主从犯的认定，一直是共同盗窃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而正确划分主从犯，又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因而，深入研究和正确划分共同盗窃主从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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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一、共同盗窃主犯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又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的解释：“本法所称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据此，主犯包括三种情况：1.在犯罪集团，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2.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首要分子;3.在犯罪集团或者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或者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由于在盗窃罪中，一般不存在聚众犯罪问题，因而，盗窃犯罪主犯，一般只有两种情况，即：1.在盗窃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首要分子，2.在盗窃集团或一般共同盗窃中起主要作用或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下面分别就这两种主犯的认定作一些探讨。

1.盗窃集团中首要分子的认定。

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组织、领导盗窃集团进行盗窃犯罪活动为首者，即盗窃集团中组织者领导者中的为首分子。所谓组织者，就是物色招募犯罪成员，发起犯罪者。所谓领导者，就是策划、指挥犯罪者。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盗窃犯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组织领导盗窃集团的一切活动并主持分赃。因而，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一般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发起盗窃犯罪集团;二是领导盗窃集团的一切活动;三是支配处分盗窃集团成员的盗窃赃物。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盗窃集团首要分子时，要把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与盗窃集团的其他主犯区别开来。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是盗窃集团的主犯，但盗窃集团的主犯并不限于首要分子。在盗窃集团犯罪中，盗窃犯罪的骨干分子，重要成员和主要实行犯，都可以是盗窃集团的主犯。这就是说，在盗窃集团犯罪中，有两种情况的主犯。一是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即通常所说的首犯(为了便于叙述，下面称首犯)。二是其它主犯。划分盗窃集团中的首犯与其他主犯的标准是：在盗窃集团犯罪中是处于组织领导犯罪的为首地位的，还是处于主要地位。在盗窃集团犯罪中处于组织、领导犯罪为首地位的，则是首犯;在盗窃集团犯罪中虽然属于主要地位，但并不处于为首地位，则是主犯，不是首犯。

正确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和主犯的界限，对正确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该条第4款又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这一规定看，盗窃集团的首犯和其他主犯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是不同的。首犯承担盗窃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主犯只承担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由此可见，划分盗窃集团的首犯与主犯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二者不可混淆。

2.共同盗窃犯罪中其他主犯的认定。

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除了盗窃集团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外，还包括在其他共同盗窃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司法实践来看，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下列几种情况的盗窃分子，可以认定为主犯。

一是盗窃犯罪的发起者和操纵者。

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发起并操纵盗窃犯罪的，可以认定为盗窃犯罪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要注意和查清盗窃犯意是由谁提出的，是谁操纵的，以便正确划分共同盗窃的主犯。如江某和马某盗窃案，汪、马均系当阳市人。1989年3月15日晚八时许，江对马说：“我到远安县找王南洋借摩托车时，他不借。我们今天到远安去把他的摩托车搞了去。”马表示同意。汪便驾驶雅马哈100型摩托车，携带螺丝刀、钳子等作案工具，马随车带匕首一把，二人连夜窜至远安县鸣风镇城南铝材制品厂，汪向马告知了王南洋摩托车停放在该厂营业室，并叫马进去偷，自己在外放哨，马到后墙将窗户齿扳弯进入室内，将王南洋雅马哈100型摩托车盗出，价值2600元。汪、马骑车返回当阳途中，被治安巡逻人员发现抓获。在本案中，汪某提出犯意，并将马某带入犯罪现场，告知停车地方，指使马入室盗窃，自己在外望风，因而在整个共同盗窃中，汪是发起者和操纵者，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尽管汪没有直接窃车而在外望风，这只是共同盗窃的分工不同，并不影响其起主导作用地位。

二是盗窃犯罪的邀约者和纠集者。

三是在共同盗窃中起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

在共同盗窃中，不仅发起者、邀约纠集者，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其他成员，也可以成为盗窃的主犯。如在共同盗窃中出谋划策、操纵盗窃犯罪的人，盗窃手段狡猾、盗窃技术熟练，在盗窃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盗窃中特别积极的实行犯等。有些盗窃犯，既不是发起者，又不是纠集者，但被他人邀约参与盗窃犯罪之后，在共同盗窃中，特别积极和卖力，对促成和实现犯罪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也应认定为主犯。

四是情节严重的教唆犯。

在教唆盗窃中，如果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情节严重，对他人实施盗窃起了主要作用的，应认定为主犯，如教唆品行端正的未成年人盗窃;对不想盗窃或盗窃决心不大的人，反复多次地进行教唆、怂恿其盗窃的;教唆并提供帮助或销赃的;教唆并传授方法或帮助隐匿而逃避打击的，等等。如 1992年5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李某(男，22岁)在张某(男，42岁)经营的代销店前与张某闲谈时，见一包工头骑一辆日本本田125型摩托车驶过。张便对李说：“把这车搞了去。”李说：“不好搞”。张便对李激将说：“你若搞了这部车，我还买一部车送给你”。李又说：“搞了不好销。”张某又当即表示，“你只要搞了我帮你销，我可以弄回枝江县老家去销”，并向李介绍了作案地点。当月25日晚，李某见上述包工头的摩托车未上锁，趁下暴雨之机，将该车盗出，然后找到张某，告之车已经到手。张某即骑一辆嘉陵摩托车与李某上同将被盗摩托车拖至县装饰布厂藏匿。张某又卸掉该摩托车牌照，并贴上装饰画。之后张某又与李某一起将车骑到枝江等地销售未果。后因借与他人使用发生交通事故，被公安机关扣押，其罪行败露。在本案中，张某的行为起了主要作用，应定为主犯。

二、共同盗窃犯罪从犯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可见，从犯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起次要作用者，一是起辅助作用者。下面分别进行简要分析。

1.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

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就是指起次要作用的实行犯。所谓次要的实行犯是对于主要实行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与了实施盗窃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但所起的作用处于次要地位。起次要作用的盗窃犯，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被他人劝诱或纠集而被动参与盗窃;(2)在实行盗窃犯罪中处于被支配地位;(3)没有实行盗窃犯罪中的一些关键重要情节，如撬锁和直接搬拿钱物人或者虽有实行，但属于协助性质行为;(4)不能主持分赃或分得赃物较少。

2.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

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实际上是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针对实行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参与盗窃的实行，但为盗窃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的盗窃分子。在共同盗窃中，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是指为共同盗窃提供方便、排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等。从盗窃犯罪的特点来看，起辅助作用的盗窃犯，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1)提供犯罪工具;(2)提供犯罪对象;(3)为实行犯带路，察看作案地点;(4)帮助实行犯调离财物监管人;(5)搬运赃物;(6)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等。

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主从犯时，对于盗窃团伙相互纠集、多次盗窃情况，主从犯的划分，应当采取逐笔审查，综合评定办法进行。遂笔审查，就是要一笔一笔的划分，确认在每次盗窃中到底是那一个人或几个人起了主要作用。综合评定，就是要把每一次盗窃的主从情况结合考虑，进行评定，不能以一次或几次的主从情节，认定主从犯。对于在共同盗窃中虽有为主盗窃的情节，但其为主盗窃数额在共同盗窃中所占比例甚微，仍是从犯，而不能认定其为主犯。

三、划分共同盗窃主从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多次盗窃团伙，应当注意划分多级或多级主犯，克服只有单级主犯的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划分单级主犯、常把下一级主犯作上一级从犯对待，这是不科学的。

2.要划清盗窃从犯与胁从犯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盗窃犯罪的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盗窃的犯罪分子。所谓被胁迫，是指在他人的暴力、威胁或者精神强制下，被迫参加共同盗窃犯罪活动。可见，盗窃胁从犯与盗窃从犯相比，具有如下区别：一是在主观上，胁从犯是始终不自愿或者是不完全自愿参加盗窃犯罪的，具有被胁迫的性质，而从犯则是完全自愿的，而且一开始就自愿参加盗窃活动;二是在客观上，胁从犯是被动地偶尔参与犯罪，所起的作用较小，罪行较轻，而从犯则是主动的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罪行比胁从犯严重。因而，对胁从犯的量刑规定比从犯量刑规定要轻一些。

3.要克服只划分独人主犯的现象。

在司法实践中，对共同盗窃案件，有的在划分主从犯时，往往只认定一个主犯，即只把盗窃罪中罪刑最严重的一个罪犯确认为主犯，而把其中有些罪行严重本应作为主犯的罪犯认定为从犯，这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主犯人数具有多元性。实际上，在主犯中，其罪行大小并不是一样的，也是有区别的。因而，我们不能只将罪行最严重的一个罪犯定为主犯，从而缩小主犯的范围，而应对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的都定为主犯。

4.对于可以划分主从犯关系的，应当划分主从犯，对于难以划分主从犯的，可不勉强划分主从犯。

在共同盗窃中，主从犯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主从犯关系明确的;二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但主从关系不够明确的;三是在共同盗窃中，各盗窃成员之间难分主从的。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上述第一种情况都划分了主从犯，但有的对第二种情况则没有划分主从犯，而按其实际盗窃数额定罪处罚。如被告人赖仁俊、黄建华、兰久波、李平等人共同盗窃案件。1989年11月至1992年12月，上列四被告相互勾结，共同盗窃作案十二起，计盗得现金及物资折款价值6035元。其中被告人赖仁俊为主作案五起，盗窃价值3090元，参与作案3次价值1170元，单独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分得赃物价值2000余元。黄建华为主作案三起，价值1625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4040元，分得赃物价值1400余元。兰久波为主作案一次，价值950元，参与作案三次，价值2300元，分得赃物价值760元。李平为主作案一起，价值150元，参与作案一起，价值760元，分得赃物价值150元。对上述案件，某法院合议庭在评议和判决时，没有划分主从犯。我们认为，这是不当的。本案中的赖仁俊为主盗窃3000余元，在共同盗窃中起了主要作用，而且分赃也是最多的，应认定为主犯。因而，本案是可以区分主从犯的。但对有些共同盗窃案件，确实难于划分主从犯，则应按各自盗窃的罪行进行处罚，不必勉强划分主从犯。

作者简介：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