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10年前这个比率为2．5％，现在已高达2．9％。在我国新旧体制的转型期，同样面临犯罪率上升的问题。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介绍，1996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为150多万起，1998年上升到198．6万起，比1997年上升了23．08％，去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达224．9万起，比1998年又上升了13．25％。其中财产犯罪占了绝大多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宇冠指出，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它侵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目前各国、各地区都面临日益复杂化和智能化犯罪活动的困扰。
对于造成犯罪的原因，杨教授认为必须结合犯罪类型来具体分析。他认为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发生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和权力的考验，法制观念淡漠。也是因为一些单位权力过分集中、监督不力、制度不全、管理松弛、有章不循，也与经济体制改革中某方面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有关。
财产犯罪的增多，在他看来与民工的大量涌入城市有关。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的多是粗重的体力活，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较大落差，这种落差易引发他们的不平衡心理，从而寻求非法手段如盗窃、抢劫等消除这种落差。城镇居民目前没有形成对民工的正确认识，还存在一定的歧视观念，这种不对等往往也会引发矛盾、引发犯罪。此外，由于政府对民工的管理力度还不够强，也为不法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杨教授认为，要遏制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势头，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从犯罪的原因入手，对症下药，预防犯罪。
全球范围内犯罪的上升，已引起了各国的重视，而犯罪的国际化、智能化、组织化也推动了国际间预防犯罪的合作。
早在1980年，我国政府就出席了联合国第六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90年我国成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成员国，1999年我国在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中也成为主要参与的国家之一。
当年的2月26日、27日，司法部副部长肖建章率团参加“关于制定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国际公约高级研讨会”，此后我国又出席了反腐败问题政府与专家会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联合国第十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并承办了这次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第八届国际大会，我国与国际接轨、同国际合作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步伐迈得越来越大。
在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一套预防犯罪的体系。这个体系以公安政法机关为核心，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形式，实行不同的政策，例如，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罪犯，依法惩罚改造；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被法院判刑的少年犯，设立少管所；而对实施犯罪但情节较轻或年龄较小的，进行劳动教养，此外还规定了治安处罚、工读教育、社会帮教等形式。这之中着重强调了政法机关预防犯罪的作用。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已形成了预防犯罪的网络，这距广东、上海等地率先设置专门的预防犯罪机构不到10年。而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犯罪厅对外挂牌标志着这个网络已有了自己的中枢神经。这些年来，我国的执法机关已先后结合各自的业务范围，在不同的社会环节上，积极主动地抓遏制犯罪、减少犯罪的预防工作。
不仅如此，不断强化的综合治理，也完善了预防机制，人民调解、社会帮教、群众联防都成为防范机制中的重要方面。文明社区的提出与创建也减少了犯罪的发生。深圳市的实践证明，以基层工作为重点，开展安全文明小区建设，是行之有效的。从1995年至1999年，深圳市公安机关开展文明小区创建工作，共建成安全文明小区1699个。已建成的安全文明小区刑事和治安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其中1998年比1997年分别下降了6．6％和8％。
在越来越多的犯罪里，职务犯罪的严重性让人触目惊心。高层领导时有落马，金额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而金融系统在今年也成为腐败和违纪案件的高发区。仅今年的1至4月，广州市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40宗，涉及金额136亿元。警察枪击无辜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河北霸州、广东韶关、云南昆明连续响起非正义的枪声。这均使得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预防职务犯罪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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