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机关提供的数据看，该制度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然而，这个“值得肯定”的成绩，始终是法学界质疑的话题。一位兼任南京市检察院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法学教授，多次在政法机关领导联席会议上发出这样的疑问：“大学生应该是带头守法的人群，还是被法律照顾的特殊人群?”
一切都源自南京市规定的盗窃犯罪刑事责任2000元的刚性标准(我国《刑法》规定，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制定盗窃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标准一经制定，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和栖霞区检察院实际对大学生执行的1万元的“超标准”。
“可以，晚上在秦淮河边吧!那里环境挺好，我请你喝咖啡，算是过个有意义的新年!”2007年1月3日下午，冯某(化名)在电话中爽快地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今年25岁的冯某，两年前毕业于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的某知名大学，并取得了学士学位。现在他是南京市一家商贸公司的业务总经理，是公司里无可争议的精英。
然而和其他同学相比，他的这一切来得很不容易。“我犯过错，如果不是那个好心的女检察官，恐怕我今天刚刚服完刑，更别说学历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如果我去蹲大牢，我爸爸、妈妈怎么办，我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啊……”狠狠咽了一口咖啡后，冯某说。
冯某所说的“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违反校规，而是涉嫌盗窃同学价值近6000元的一部手提电脑。
按照我国《刑法》和南京市关于盗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他的盗窃行为将面临着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程序制裁：刑事拘留、逮捕、公开开庭、刑事判决等。
与此同时，他复读一年才考上的这所大学会在最短时间内把他的“事迹”在全校同学中公布，学生管理部门还将根据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决定，开除其大学学籍。更为严重的是，伴随他终生的档案上，将毫不留情地记录下他的这次刑事处理决定，一辈子背上“刑满释放人员”的名声。
几天后，冯某被学校保卫处的一名干部领回学校，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在这个有1万名学生的校园里，除了两名学校领导和一名保卫处干部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在冯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以前仅有的不同是，他必须每天向保卫处写出思想汇报，并且不定期按照检察机关的“社会劳务令”到指定地方参加社会劳动。
“我至今也没有见过那位女检察官，听学校老师说，是她最先提议对大学生犯罪实行这个制度的。我非常感谢她，是她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说到这里，冯某显得很激动。
冯某多次提到的女检察官名叫侯康美，现任南京市栖霞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4年前侯康美任该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时，她最先向所在单位领导提出了对在校大学生轻微犯罪(初犯、偶犯等情节)适当放宽处理的建议，并最终被检察长采纳。
“如果因为这些大学生的一时冲动，就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甚至把他们送往监狱，就极有可能把他们推向社会的对立面，这并不是法律的本意和目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提出了对大学生犯罪要采取灵活的司法措施。”侯康美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如是说。由于全国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为出台这个“灵活”的司法措施，栖霞区检察院进行了半年的调查。其间他们还专程邀请了辖区内的5位民警和9所高校的保卫人员，对此进行座谈。这次特殊的座谈还整理出了一个特殊的座谈纪要，其中的部分内容随即成为社会争议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