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此外，前国家领导人作品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专业以外，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