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林业和园林部门发布采购公告，拟投资7400万元，添置941个摄像头，建设30个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
这是新购置的部分。报道说，广州的公园2009年添置了240多个摄像头，2008年添置了135个，此前2006年、2003年还有一批，但没有个数。此次添置，有些是用于更换老旧设备。
粗略算一下，广州公园里安装的摄像头超过1000个，但准数是多少，我们还不知。在所有公共空间中，公园和林区大概是摄像头密度最低的场所。林业和园林部门，肯定不是装备摄像头的主力。公安、交管安装的摄像头应远比园林部门多。
除了公共部门，小区物业、各类企业，也在安装摄像头。无论城市的开敞空间，还是公共室内场所，视频监控已经成了标准配置。在广州，用于公共场所监控的摄像头有多少个，人均有多少，实在难以想象。
视频图像已经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拥有3个以上的摄像头，一只在手机上，一只在电脑上，还有一只在照相机中，这些都是设备自然搭载的功能，无须另行装备。专门购置一只家用摄像头，价格也极为低廉。个人生活处在随时被记录的场境，视频的易得性与廉价性带来了视频的泛滥。
公共视频采集，无疑是采集价格最高昂的一种。7400万元，购置941个摄像头和30个森林防火视频系统，每个设备的平均价格约7万5千元。这设备需要配备维护人员，采集到的视频需要配备管理人员，海量的视频信息需要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去存储和处理，这些都是另外的费用。此外，这些设备，平均寿命在5年左右，用坏了要更换，没用坏但有了更好的设备也要更换。这样，为了维持一只摄像头的正常运转，每年的费用恐怕要达到近2万元。城市里有多少个公共摄像头，总共要花费多少钱的年费用，算下来一定是令人瞠目的数字。
如此高昂的监控费用，是城市正常运转必需的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它不是必需的，我们要装备那么多摄像头做什么呢？如果它是必需的，那么可以说配置它是不浪费的，但城市是怎样变成随处都要有摄像头才能正常运转的呢？
摄像头是一个“观看者”，替代摄像头的主人，风雨无阻地观看，并且记录下其视线内所发生的一切。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是冗余的、重复的、无意义的。城市用巨量的“眼睛”去观看和记录一切，唯恐漏掉了什么，表明了城市的担忧，它需要全盘掌握所发生的一切，才会感到放心。这是城市的强大，还是城市的脆弱？也许，这是城市技术能力的强大，同时表露了城市治理心理的脆弱。因此，城市认为耗费巨资去监控一切是值得的。
作为一种装备，监控摄像头只是全部“警备力量”的小部分。监控设备不只需要有人去处理采集到的信息，还需要有人依据信息去行动。预备的行动队是电子眼的肢体。那些异常的信息，需要由行动队去处置。从电子眼、视频信息，到视频分析，再到行动处置，整体上构成了城市的保全系统或警卫机制。这一机制既包括进行公共管理的执法机器，也包括小区巡逻、企业保安等等，还有为这些人员配置的攻防器具。异动是少数情况，但为异动而“常备不懈”的力量是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常备力量”说明了什么呢？
完备的视频采集能力，已经使任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被剪辑成完整的记录电影。如果不嫌枯燥也不嫌无聊的话，视频体系几乎可以用监控素材给任何一个人构建完整的视频流水账，几点出门，几点转过街角，几点进了哪家店铺，几点进了街心公园，几点原路回家……这也意味着，你无意中已经成了透明人。人们已经相信也接受一种受监控状态，以至于发生了任何异动，都会在第一时间要求“看视频”。
城市花费了巨大的费用去拍摄一切，资料的完整性安慰了掌控心理。而在那些需要“看视频”的情况中，视频的出现则成为证明不留死角的监控很有必要很管用的证据。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监控加强的循环，就像水流与堤坝的关系使得堤坝越加越高显得合理。
人们不觉得监控普遍化本身也是一种危险，这个社会向来没有过“私人”性质的忧虑，过去人们把让人搜身视为坦荡，现在自然也不会在意随处电子眼的丛林，深以为它对好人无所伤害，却是缉拿坏人的好帮手。新的风尚是，当出现了一件事情而没有视频时，调查似乎就完全束手无策，没有调查结果也显得合情合理，人们只会遗憾于监控留有死角，或者愤怒于视频不翼而飞，大家已患上了“监控依赖症”。
在这种社会驱动力的作用之下，布设摄像头，更多的摄像头，以及为一只摄像头每年花上几万块钱，就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非常正当，无须论证，可以侃侃而谈，一派光明磊落。成本问题、预算问题、合理性问题、必要性问题、监控密度问题等等，不会有人提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