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艘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寄托着美国开辟新财源，振兴国家经济的希望之船，1784年8月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有学者称，这是中美城市外交的起点，也是中美关系的起点。当时的美国邦联政府权力较小，没有权力管理州的对外贸易，在经济上无力开拓海外贸易；在安全上，美国面临英国和西班牙的威胁，无法保护美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和利益。在缺乏政治和军事力量保护的情况下，以政府支持鼓励，民间推动操作执行的形式开拓海外贸易市场渠道，可以避免国家之间因争夺海外贸易市场利益的行为而导致的政治矛盾。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是一次典型的城市外交活动，活动的主要投资人是几位费城商人。1800年以前，费城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费城的地理位置和港口、航道条件与广州非常相似，因此，费城长期积累的航海活动、海上贸易经验以及人才和资金，都为“中国皇后号”付诸行动打下了信心的坚实基础。“中国皇后号”是费城商人主导的一次前无古人的中美城市外交壮举。可见，城市在资源整合方面的平台作用以及民间力量出于获取巨额预期经济利益的风险投资驱动，保证了“中国皇后号”从融资到购船、备货、远航、返美等全过程的成功推进。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有力地说明了城市外交对国家总体外交的支持和促进作用，显示出城市外交能够在国家外交想做但是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去做的一些开拓性领域和试验性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的特点，为城市和国家创造了价值。“中国皇后号”为费城和美国开辟了新的财源，成功探路中美两国正式交往，拉开中美文化交流的序幕，奠定了其在美国贸易、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地位，成为前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奥巴马访华演讲中最先提到的话题。
“中国皇后号”的成功经验给当今城市外交实践带来启示：一是开展城市外交要善于整合民间力量，城市外交的动力来自于城市各种利益实体、各种要素对外交往的需要。正如“中国皇后号”具体表现为费城商人远航中国进行贸易获利的需要。因此，作为地方政府要善于整合、引导、支持城市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的力量，共同来开展城市外交活动，才能支持城市和国家的对外友好合作关系的长久发展。二是开展城市外交要服务经济利益。“中国皇后号”以及此后对华贸易的热潮不仅民间十分投入，美国官方也非常关注。1790年12月7日，“中国皇后号”的商务主管后担任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的山茂召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信中一再强调：“贸易应该是国家执政者的主要关注的对象之一”；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2013年走马上任之际便宣称：“经济政策即外交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执政以来，着力推行经济外交；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上台不久便宣布，经济外交是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更加注重围绕国家经济利益的务实外交，因此，城市外交服务经济利益责无旁贷。三是开展城市外交要因城制宜，城市外交没有一个现成的具体的模式可供模仿，正如：“中国皇后号”事件发生在广州和费城两个城市，看似偶然，又是历史必然，因为这两个城市具备了实现“中国皇后号”远洋贸易的基础条件，于是，城市外交“首航”成功。因此，交流合作什么，与谁合作交流，城市外交主体要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和实力，不做超越自身实力的事。成功的城市外交往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西班牙、德国等国家的城市外交实践表明，打地域文化牌是搞好城市外交的重要因素，因此，城市外交主体要善于利用自身优势和文化特色来开展对外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