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六年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依然缓慢、增长不断低于预期且分化明显。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增长依然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更为严重的是，连续数年前所未有的政策刺激还给未来世界经济的稳定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相反，尽管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发达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亚太新兴经济体又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从2013年开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广泛寻求政策协调与经济合作，特别是积极探索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与交流，以图携手共克难关。合作可以扩大市场规模，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本次北京APEC会议不仅备受瞩目，而且主题也确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当前，为了迎接挑战，世界各经济体有必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国际经济合作层出不穷。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除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通过的“巴厘一揽子协定”以及正在进行的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和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还有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等等。此外，有关国家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意见，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新亮点。
但是，合作并不等于和谐。现实中的合作也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合作是有条件的。仅仅有共同利益并不能达成合作的集体行动。合作的集体行动必须是协调的和相互配合的才有意义，而协调和配合就意味着治理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胸怀和与周边国家发展合作关系的诚意。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时发表的讲演中就曾明确提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国际合作中的积极态度。而在处理国际合作中的治理问题上，在美国国会否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方案以后，就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权分配问题，所有成员，特别是中国再次表现出了高度的合作诚意，确定了不以国家GDP为标准，采取均等股权的方案。这充分反映了在国际社会上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开创了国际组织治理结构的又一个范例。
为了达成合作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有进行充分交流的机制。APEC有21个成员，作为一个经济合作的论坛和交流平台，其运作方式本身就是通过非约束性的承诺，采取成员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强调开放对话及平等尊重各成员意见，所作决定必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认可。这样的机制安排虽然一方面可能在某些时候难以达成共识性声明，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可以保证所有决议都能够反映所有成员的意愿，因而能够成为未来开展合作的基础。经济体领导人级别的会议性质也是决议最终得到落实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充分相信会议在推动未来亚太合作发展的重大和深远意义。事实上，2013年的APEC会议还曾就全球价值链核算这样技术性非常强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环境下，APEC各成员以加强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在此次北京会议中通过坦诚交流，努力破解合作中的难题，切实推动各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为全球的稳定增长作出贡献。（孙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U354847512
U36809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