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国外的刑事立法体例中，凡分则条文未标明“过失”二字的，其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但我国刑法分则有所不同，即使未标明“过失”二字，但根据其对犯罪构成的描述，也可能得出其规定的犯罪属于过失犯罪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分则中的一些犯罪究竟属于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理论与实践上往往容易产生争议。[⑥]概括起来，我国刑法分则关于过失犯罪的如下几种规定方式，大多存在需要与总则的规定相协调或予以修改完善之处。
(一)刑法分则一些条文标明“过失犯前款罪的”，均存在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刑法分则一般是在某个条文的第1款规定某种故意罪，紧接着在第2款规定相应的过失罪，为了使条文的表述简单明了，于是就用“过失犯前款罪”来代替对前款行为的描述。例如，刑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很显然，前款(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犯罪，后款(第2款)规定的是过失犯罪，过失怎么可能犯前款规定的故意罪呢?因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有质的区别，两者的法定刑也相差悬殊，基于过失而犯故意罪这是不符合刑法常理的事。因此，“过失犯前款罪”之说显然不准确。笔者认为，瑞士刑法的相关规定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瑞士刑法第228条(损坏电力设备、水利工程和防护设施)第(1)款规定：“故意对电力设备、水利工程、尤其是大坝、防洪堤、拦河坝、水闸、防止自然灾害如防止山崩或雪崩的防护设施，予以损坏、毁坏，并因此使他人的身体和生命或他人的财产处于危险状态之中的，处重惩役。”第(2)款规定：“行为人过失为上述行为的，处监禁刑或罚金刑。”在这两款规定中，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罪，第2款规定的是过失罪，第2款不对第(1)款的行为作重复描述，而用“过失为上述行为”予以概括，既简单明了，含义又十分明确，不会产生歧义。如果将我国刑法上述条文中的“过失犯前款罪”改为“过失实施前款行为”，就能达到同样好的效果。
(二)刑法分则一些专门规定过失犯罪的条文，存在对犯罪的主观方面未作明确描述、容易产生认识分歧的缺陷。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分则有比较多的条文规定了许多独立的过失罪，如刑法分
总而言之，在刑法分则一些专门规定过失犯罪的条文中，对罪状的描述都应当标明“过失”二字，使之与总则第15条第2款的规定相协调，以避免产生理解上的分歧。由于过失犯罪都以有严重危害结果发生为成立的条件，刑法分则专门规定过失犯罪的条文中，也大多明文规定以造成某种严重结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例如，“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后果”、“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等，只要在这些严重结果之前加上“过失”二字，也就是对犯罪的主观方面仅限于过失作了明确规定。
(三)刑法分则某些条文在同一款中并列规定故意罪与过失罪，并且使用完全同一的法定刑，而又没有标明“故意”或“过失”二字，这明显不够科学合理。例如，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并列规定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二种犯罪。关于玩忽职守罪，通说认为是一种过失犯罪，但也有学者认为故意与过失均能构成此罪。[⑧]而对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则存在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第二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第三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第四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第五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六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含间接故意。[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上述条文对二种罪的主观方面未作明确规定。而“玩忽职守罪”中的“玩忽”二字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过失，不可能是故意。又由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并列规定在一起，法定刑也完全相同，因此，很容易被认为也是一种过失犯罪(或者是包含过失的犯罪)，但是，由于刑法总则第15条第2款有“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只要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中没有标明“过失”二字，并且从法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中不能得出只有过失才能构成的结论，那就只能理解为是故意犯罪，由此而论，“滥用职权”显然是一种故意犯罪。因为“滥用职权”并不包含有“过失”的含义，并且一般都认为是故意为之。
应当指出，我国刑法第398条将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并列规定在一起，由于直接标明了“故意”或者“过失”一词，这虽然避免了有关泄露国家秘密的犯罪之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的争论，但这种将故意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在同一法条，并且规定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的做法并不妥当。[⑩]因为故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也更重一些，法定刑也应更高一些才合适。由此可见，在同一条文中如果既规定故意犯罪又规定过失犯罪，不仅要尽可能标明“故意”与“过失”的字样，而且有必要将两者分开来作规定(分为不同的款项)，规定轻重有别的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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