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日常执法管理而言，严打毕竟是一种针对非常状态的非常对策。频繁开展严打斗争，必然会影响到警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冲击日常执法管理工作，导致某些方面工作，特别是日常管理和防范工作受到削弱。刮风式、运动式的专项行动，还会导致执法尺度时紧时松，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更为严重的，一些地方在严打行动期间，还长期沿袭下达“治安指标”的做法。人为地规定破案数、抓人数、捕人数、打击处理数等，甚至强行要求发案数必须逐月逐年下降、破案率必须逐月逐年递增等。例如，在这次严打开始时，昆明市公安局就明确要求逮捕、劳教人数要与去年同比大幅上升，刑事警情破案率环比上升15%以上，招致各界批评。
这种做法显然没有科学根据，而且极其荒唐。犯罪学和侦查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刑事发案数、破案数往往有一个稳定的常量，警方破案率的提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像昆明那样，人为地规定逮捕、劳教数同比要大幅上升，破案率环比要上升15%以上，纯属主观主义的产物，是拍脑袋的结果。
类似做法会在实践中引发一系列恶果。在指标的压力下，一些地方难免会在数字上弄虚作假，将没有侦破的案件捂住、盖住，搞“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夸大战果;或者随意扩大打击面，将不该逮捕、劳教的也予以逮捕、劳教，甚至不惜制造假案凑数，冤及无辜;还会诱发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进一步抬头;满足于表面上轰轰烈烈，忽视治本之策和治安基础工作等。因而，类似做法必须予以摈弃。
近年来，基于对严打的不断反思和对治安规律的深刻认识，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开始摈弃旧的做法，积极探索以“治安整体防控”来替代严打，以“信息引导警务”来实现“精确打击”，实现警务工作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例如，北京市公安机关自2005年起，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代之以“数据常量”，即根据前三年各类案件发案量，推导出一个发案合理值，用以评判某一区域的警情是属于“平稳”、“警示”或“良好”，据此来引导警员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控制，实施精确打击。同时，着力推进“巡逻、社区、治安、内部单位等四张网整体防控”建设，实行以“警情监测——分析研判——预警发布——指挥调度——精确打击——完善防控”为架构的新型日常警务模式，逐步开始实现社会治安的信息化、常态化、法治化管理，取得了良好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