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外交途径是最常见的司法协助渠道，特别是在两国之间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的情 况下，这一办法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在有双边条约或参与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当然不限于此途径，可以采取更为宽泛的方式。在普通法系国家里这方面比较宽 容，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里却常常遇到阻碍，即使象司法文书如不经过外交途径的请求而直接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往往会遭到另一国以各种理由的拒绝。例如，美国 并不认为送达司法文件一定是官方行为，也不认为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非官方送达行为侵犯了它的司法主权。因此，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美国在制 定国内立法时曾希望它的态度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然而，不少国家仍旧坚持它们原来的立场。特别是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贯认为，在一国境内送达司法文件构 成一种官方行为，因此，未一经由该国当局进行或经其许可的送达行为，均被视为对送达地国司法主权的侵犯。1959年欧洲公约将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途径限定 在两国外交司法当局之间进行，是符合当前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现状的。
通过法院途径进行刑事司法合作必须以条约为基础。1959年欧洲公约只 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才可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实践中，采用法院途径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2)]尽管如此，各国对此也持不同意见，以美国为首的普通 法系希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狭义方面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允许这样做。1959年欧洲公约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在对待法院途径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在此方面附加了诸多限制。我认为，由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具有辅助性和工具性的特点，”[(3)]因此，在 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应当象美国那样采用较为宽容的态度，不应当有过多的限制，毕竟在狭义的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件、传递情报等行为只是整个协助中的辅助行 为，涉及到司法管辖权和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外，一般案件的诉前协助应当允许两国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特别是在两国之间有条约和协议的情况更应如此，这样可以 节省办案时间，提高效率，而且可以达成默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院途径应当成为进行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主要途径。
至于通过国际刑警 组织的途径进行司法协助，也是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的四种途径之一。有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司法行为，因此，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并不能成为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国际刑警组织从事跨政府 间的活动，但却超脱于任何条约、公约或类似国家间文献的约束。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没有也无须得到任何国家的批准;而各国加入此组织也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而是 以国家中心局的身份参加的，而且国际刑警组织也得到了各参加国事实上的承认，197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批准了国际刑警组织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国 际刑警组织这种独特法律地位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在于：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跨政府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组织。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宗旨在于：在各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同国际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促进各成员国间警务合作。因此，国际刑警组织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同时也只有那些各国均认 为是犯罪的行为，方能成为国际警察合作的客体，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事实上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已 经通过了外交途径，况且这个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各国国家中心局身上。所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各国间的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应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渠道，特 别是在两国之间没有条约或协议的情况下，这种途径往往能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有人认为律师也可以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某些活动，主要 是协助调查取证方面。在英美法系国家里，由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律师协助调查取证往往起很大作用，很多司法行为如果没有律师的协助是很难顺利完成。目前， 通过律师调查取证，协助完成某些司法行为只是在国际司法协助范围内，而且仅限于民商事案件，比如，我国曾先后委托香港26名律师代为在香港进行调查取证， 送达文书等事项，但在刑事案件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区际间当无这方面的先例，通过律师这条途径是被禁止的。这是因为律师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国家，他所从 事的一些司法行为如果未经所在国主管机关同意或授权是无效的。律师协助仍然是官方行为，而不能是民间活动，否则将会受到一国以损害其主权为理由而遭拒绝。
根据目前现存的国际双边、多边条约以及各国国内法的规定，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在狭义范围内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文书送达是指一国主管机关应另一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向处于本国境内的关系人送达由请求方发出的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如送达起诉书、传票、拘捕通知书等。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是国家寻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司法协助公约及协定均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59年《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 约》规定，在另一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书，如果请求国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被请求国将简单地把司法文件送交收件人本人。文件的送达应有收件人的收据，或由被请 求国发表的关于文件已经送达的声明予以证明。如果文件无法送达，被请求国也应将无法送达的理由通知请求国。被请求国可能要求请求国在开庭六十天前将传票或 文件送交有关当局。请求国在委托外国主管机关代为送达文书的请求书中应当注明：请求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收件人的姓名、国籍、职业、住所或居所，请求提供 司法协助的具体案由、该项请求涉及的犯罪事实的说明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应将送达文书的执行日期和地点通知请求国主管机关，并附送达回 证。
在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书只是一般的司法行为，并不涉及实体的执行部分。文书送达的标准是固定的当事人，而不能是当事人所 在地法院的司法人员或司法助理人员(在有些国家律师被视为司法助理人员)，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字才能视为已经送达，在这个程序上极为严格，只要在特殊情况下 有双边协定条件才有例外的规定。
在送达文书的方式上，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外交送达、使领馆送达、法院直接送达、委托外国法院送达、 委托外国主管部门送达、邮递送达等。不管送达的方式，总的原则要求应当是适用被请求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因为送达文书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 行为，因此应选择受送达国法律所允许的方式送达。
关于司法外文书的送达，也要求按送达司法文书同样方式进行。由于各国对司法外文书的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规定也不一致。尽管如此，但一般认为，司法外文书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与诉论案件本身并不相关，这一特点使之区别于司法文书;其二它需要有 某一“当局”或“司法助理人员”的介入，这一特点又使之区别于纯粹的私人文书。符合上述特点，均属于司法外文书。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涉外刑事诉 讼文书送达制度，但在同外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开始涉及刑事司法协助的送达文书问题，如1987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条规定，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今后，送达文书的事务将会越来越多，本着尊重 “政府间的请求”的国际礼让原则，我国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协助外国送达刑事诉讼文书。凡是外国请求我国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一律由主管部门予以审核，确 定给予或不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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