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来形容祝军恐怕要错了,熟悉他的人都说,经过这场变故,他性情大变。
他的同事刘世柱说:“在单位他的话特别少,从不主动与人交流,有点类似自闭症。”
祝军的朋友安拥军一语道破其中因由:“说是自由了,实际上他还被巨大的自卑覆盖着,有了这样的经历,他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觉得在人面前矮一截。”
祝军说自己现在时常头疼、失眠:“经常没来由地半夜惊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东想西想的。”
曾经与祝军一起羁押过的刘某在先行释放出来后说:“在看守所里刚开始祝军表现得还很正常。他还说等出去后,单位分房子他只要平房,因为住平房可以养兔子,他喜欢兔子,要养上它一大群。”但当羁押在祝军看来似乎是遥遥无期后,他开始绝望了,甚至几近崩溃。
现在和祝军关系密切的家人、同事、朋友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谁都不在祝军面前提起这段让他不堪回首的往事,小心地保护着他的自尊。
自由的祝军其实心里并不自由,他的精神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我获释后有人问我:‘你们家还是有能耐,把你给活动出来了,花了多少钱?’还有一种说法是这起案子就是我干的,只不过因为证据不全,才让我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我刚回单位上班时,一个现在已退休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是个宣传单位,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单位的形象都连带着受损。’这样的议论和说法像是不断暗示我‘你就是个罪人’。我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可就是没办法理直气壮起来。”
被改变的并不是祝军一个人,他的家人,尤其是父母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祝军出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母亲李树贞的满头黑发就变白了,整日以泪洗面。
祝洪芳老人说:“我们做人正直了一辈子,突然间到了外面身后有人指指点点‘就是他们家出了个杀人焚尸的恶魔’,你说这是什么滋味?就是这两年,还有熟人关切地问我儿子被判了几年。听见一次我就要难受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