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中国行政法与新中国同龄。50年代曾产生了一大批行政法。据统计，1949年至1956年，颁布的行政法规范总数达870件。但1957年以后，这个数字直线下降。1958年为147件，1960年为50件，1966年仅6件。此后的20年间，行政法几乎是空白。
50年代行政法的发展，曾一度引起对行政法学的研究。当时北京的法律院校曾开设苏维埃行政法课程，一批苏联行政法著作被介绍过来，对中国行政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这一进程至50年代末就中断了。
(一)中国行政法的迅速发展，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迫切要求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这构成了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1978年以后，行政立法迅速增加。就内容而言，一方面仍以经济行政法为重点，同时也注意到法制的总体平衡，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机构、民政、司法、公安、军事、民族、财政、税务、外资、海关、农林、水利、土地、城建、环保、交通、邮政、劳动人事、商标、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统计等领域，都制定了一些法律。另一方面，还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关系到全局的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对今后行政法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遵循民事诉讼程序;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将1957年旧条例规定对治安处罚不得起诉改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治安处罚案件数量多，涉及面广，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是政府内最有权威的机构;治安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使民事诉讼程序难以适应，所有这些都为行政法中最重要的立法-行政诉讼法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从1978年到1989年，与行政法发展相适应，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
1.1983年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的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该书以总结和概括中国的行政法制实践为基础，同时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力图创建中国的行政法学。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新建立起来的体系以及其中的某些章节，对其后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
2.在此期间，各高等法律院校纷纷开设行政法课程。1986年行政法研究会在江苏常州市正式成立，从此行政法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同年，在已故著名法学家陶希晋的倡导下，组织在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专事起草行政方面的基本法，开创了立法机关组织专家起草法律草案的先河，为行政法学者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9年以后，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研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和行政处罚法(1997年)相继颁行。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开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是中国行政法发展的里程碑。
1.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使公民权益在受到行政权的侵害时能得到切实的保障，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意识增强的必然反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维持、撤销、履行法定职责和变更等不同的判决。
国家赔偿法是与行政诉讼同一类型的法，都以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为主要任务。不同的是，国家赔偿法进一步规定，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国家要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所建立起来的行政赔偿责任制度，是行政诉讼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应该说，赔偿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对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监督的力度。
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所建立的相应制度，是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和保护人权发展需要的现代行政法制度。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时限和强制执行的制度，国家赔偿法建立的以违法为赔偿的归责原则、事实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等制度，都是先进的制度。
3.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要求与之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健全。可以说，1989年以后重要行政立法的研究、起草和制定，都直接受到行政诉讼法的影响。
4.行政诉讼法的颁行，一项新的民主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诞生，在法学领域，尤其是行政法学领域，引起了巨大震动。研究行政诉讼制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行政诉讼法学的发展，又要求和带动了行政法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探讨的深入。
中国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主要是直接规范行政机关如何做出处罚行为，即直接规范行政行为以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但其意义远远超出处罚范围。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系列制度，反映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许多基本原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普遍意义。
1.确定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做出的任何处罚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罚”。第一，行政处罚是直接影响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确立处罚法定原则，就意味着一切影响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处罚法定加上最近通过的刑法规定的“罚刑法定”，说明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公民违法才有可能受到处罚，反之，凡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皆可为之。“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以法律作为衡量公民是否有“自由”的唯一标准，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和标准。第二，处罚法定原则表明了行政职权的特点：职权法定。行政职权只有在法律授权时，行政机关才能为之;法律没有授权就不得为之。这与公民的权利不同。公民的权利是：凡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为之。这是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原则和标志之一。
3.第一次在法律中对行政处罚的程序做了较为完整的规定。其中特别是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听证制度;第一次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裁执分离制度。这些规定的普遍意义在于：行政处罚程序是对公民不利处分的典型程序。因此，它对不利处分以及其他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都有示范和借鉴意义。听证程序的建立，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一大突破。虽然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听证制度范围有限，但可以断言，听证制度必将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项强有力的制度;裁执分离制度的明确规定，将对规范行政行为和反腐倡廉产生深远影响。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条清晰脉络：从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开始，进而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身，使中国逐步走向行政法治。
(二)与行政法的发展同步，行政法的研究也日趋繁荣。
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有关研究行政诉讼的论文、专著、教材迅速增加，行政诉讼法学已形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并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其研究也日益深入。1994年国家赔偿法颁行以后，有关国家赔偿法的论文、专著迅速增加，国家赔偿法正在形成独立的法学体系。
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重要行政法律的颁布实践，大大促进了行政法学的研究。行政法学著作大量出版，尤其是近几年来一批年轻的行政法学者所著行政法学专著不断涌现，显示出行政法学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行政法学论文已成为法学报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拥有了自己的行政法学专门杂志：《行政法学研究》。行政法学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行政法学研究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一)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行政法学著作已出版很多，但立论依据的主线各不相同。有些以行政权为立论主线，有些以行政法律关系为立论主线，也有一些以行政管理的环节和要素为立论主线。由于主线不同，各部著作的结构、内容安排、体系也互有差异，显示了我国行政法学界探索的活跃。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争论的问题越多，越复杂，越是表明它充满活力，表明它存在着良好的发展规模和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
(二)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
1.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正在使依法行政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发展都走向更为深入更为自觉的阶段。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行使行政职权的基本准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毫无疑问，它也应该成为行政法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目前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是：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作用和原则，等等。
2.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忽略从法律上对依法行政的主体和行政机关本身的研究。党的十五大和这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已经把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法定化的任务放在广大行政法学工作者的面前，迫切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
3.行政处罚法的颁行，为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领域内的依法行政提供了规范，但尚有另外一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广泛运用的行政行为，诸如许可、强制、征收等需要提供规范。这些法律，有的已经开始起草，有的正在进行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将在相当程度上引发广大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的研究兴趣。
4.被称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还只停留在学者呼吁和研究的阶段，而这一立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将是依法行政最基本的规范和保证。可以肯定，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将是今后几年内行政法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最热门的课题。
5.行政立法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如行政立法的权限、程度、解释和冲突的解决，预计将通过立法法的制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对立法法的研究也仍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6.行政执法已成为依法行政中的关键。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现状很不满意，但我们对这一问题连基本的调查研究都没有，更谈不上理论的总结、深化和对实践的指导。所有这些，也都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7.加强对行政的监督，建立廉洁政府，也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几年来，行政法学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广大行政法学者积极参与行政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诉讼活动，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动力。我们深信，只要坚持这一优良传统，我国行政法学的大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