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违法拆迁这一“顽症”，尚未得到彻底的根治，甚至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方，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财产权，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也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不折不扣地遵守程序正义的法律原则，一切都在公正、公开、透明的状态之下进行，无论是商业开发，还是为了公共利益开发，私人的财产都不可侵犯，这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因为无论是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行政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都将这一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此不赘述。
为什么说一定要严格遵守程序呢?因为程序公正是“黄金法则”，是看得见的公正。恰如法律格言所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拆迁这样涉及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已明确规定：财产所有人必须接到政府行为的书面通知，由中立的评估单位进行评估，必须给财产所有人听证的机会;财产所有权人必须有机会出示证据和要求证人出席;财产所有权人有权利聘请律师出席;最终的决定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听证的记录、陈述的理由为补偿依据，对不服行政拆迁裁决的可以复议维权，也可诉讼救济。由于拆迁活动直接涉及被拆迁人的财产权益，应该充分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确保被拆迁人对拆迁程序的参与权，保障社会舆论的监督。
但在少数拆迁实践中，被拆迁人抱怨最多的是拆迁事宜完全由政府甚至开发商说了算，被拆迁人在涉及自己权益的诸如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许可证的发放以及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等重大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等于政府“暗箱操作”地把被拆迁户的房屋处理给了开发商。
而开发商往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尽量少给被拆迁者补偿。往往以数百元一平方米从被拆迁人手里“巧取豪夺”土地，盖成商品房后，每平方米则数千元甚至上万元。对于这种做法，老百姓义愤地说是“以土豆换黄金。”事后救济又很难维护合法权益，因为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被拆迁人都是“弱势”，所面对的却是“强强联合”的开发商、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钱权交易地沆瀣一气，是利益共同体的。
对这些违法拆迁问题，如果严格遵守程序公正原则，就不会发生，不仅维护私权，而且对有关部门也是保护。比如：曾震惊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湖南嘉禾“暴力拆迁”，其恶行被媒体曝光后，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等干部被免职、撤职等处分。他们明明是为了商业开发，却打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幌子，欺骗百姓，对少数拒不拆迁者，竟然动用司法手段，还肆无忌惮地打出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已成为全国行政机关教育干部的反面教材。
试想，如果他们按照程序正义原则，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吗?由此可见，在拆迁中，特别是对一些企业，政府在决定对其拆迁后，首先应解决“过渡安置厂房。”否则，企业搬到哪里去?
近日，笔者在闽南地区调研，就遇到两家企业面临被拆迁的问题。这两家企业中有许多机器、设备，建厂已经三十年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厂是伴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果然如此，他们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每年纳税都是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纳税大户”的牌匾挂了一墙，而且，安置了千名工人就业。可以说，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平日里，两家企业还经常捐款，支持公益事业。但就这样的企业，都在被政府下达“拆迁”的通知后，由政府单方面委托评估，也不给安置拆迁过渡厂房，也不召开听证会，企业从今年六月份至今不敢接订单。试想，这样的拆迁程序怎能保证公正?
按照《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同一拆迁标的，必须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其中常用是“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潜在毛收入”等方法。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为了实现拆迁公平，对于评估单位，必须是双方共同委托，最起码的也得由被拆迁人认可。如果不服第一次评估，有权利另行委托第二次评估等等，这一系列规范的程序设计，都是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法谚云：“病毒之树结不出无害之果。”其意就是说程序如果违法，就不能保证案件的公平。特别是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部门，必须慎用公权力，严格依法行政。必须秉承“凡无法律授权不得为”的行政法律的最高原则，一旦做了，就是违法。即使有法律授权，也必须依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就势必对权利相对人造成伤害。按照“谁行为，谁负责”的原则，行政机关必然承担“民告官”的错误赔偿责任。因为法治的核心就是限制公权力滥用，特别是对企业、个人的拆迁这样的重大法律问题，必须依法定程序行政，否则，就被日渐觉醒、依法维权的公民推上被告席。 (本文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