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4年，国家质检总局就表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出在小作坊。小作坊是食品生产的主力军，也是食品质量频出问题的源头。事实上，对小作坊，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查处。不过，监管的难题直未能破解。
食品打假的一线执法人员来自质监、工商、卫生、畜牧、农委、海洋渔业等部门，尽管分管范围不一 ，但面临的难题确是一致的。踩点难、查处难、危险多、压力大……尴尬的食品打假，已经成整个食品安全监管链条上的一大软肋。
黑作坊涉嫌生产假羊肉卷，本报记者向多部门投诉，却屡吃闭门羹，最终只有畜牧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可谁料 ，执法人员一看，家作坊竟是“老熟人”——明知里面有问题，却依然被反锁的大门挡在外面 ，无计可施。这绝非偶然现象。本报记者采访多日得知，由于黑食品作坊大多锁门生产，执法部门不仅取证难、执法难，且执法责任也难以弄清，由此导致相互推诿及不作为现象屡屡发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谁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不断被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提醒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远没有达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为痛心的是 ，由于种原因，黑食品作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对此，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市场上的羊肉近30元钱一斤，村里一作坊生产的羊肉卷却只卖8元钱一斤，感到蹊跷和不解的张女士，近日向本报记者举报了这个藏在即墨市通济街道楼子疃村里的作坊。
张女士说，这个作坊平常不开门，但整天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据此可以判断出作坊里生产很忙。该作坊自2009年秋天就开始生产，至今快两个年头了。老板经常晚上行动，把一些装满东西的纸箱运到附近一家冷库里，再从冷库里运回冷冻肉。而且，生产的羊肉卷价格很便宜，每斤只要7元5角钱至8元钱。
但是，这家作坊生产的羊肉卷大都不在当地卖，而是运往南京等城市销售。冷库只是中转站，家里冷藏库里的羊肉卷攒多了后，就趁夜运到租赁的冷库里储存，以便向外地发货。
6月16日9时许，记者在位于楼子疃村的即墨市通济卫生院东侧，轻易地找到了这个作坊。但大门紧锁，任凭记者如何敲门，都无人理睬。作坊东侧的胡同里，四五名妇女正围坐在一起聊天。记者装作前来订货的客户，来到人群前打听作坊的情况。
“老板姓肖(音)，家里正在做羊肉卷，你使劲敲门就行了 ！”一名妇女说着，就要过来帮记者叫门，但被另外一名妇女制止了。“他家天天锁着门，从来不跟邻居接触，我们也不去串门子，听说他家的羊肉卷都卖到外地了……”这名妇女悄悄地说。
这个作坊靠近胡同的一侧，开着一扇窗户，记者站在窗下探头观察，看到里面一名穿白色衣服的年轻男子正在搬运肉制品。记者敲打窗户，该男子转过身子，向记者走了过来。记者告诉他是前来洽谈生意的，要他开门详谈。见该男子向大门走去，记者急忙来到大门外。只听见里面有一男子大声吆喝了几句后，门锁响了几声也不见打开，记者透过门缝看到，那名男子正在扭动门锁，把大门锁得更紧了。
记者再次来到靠近胡同的窗户外，敲打玻璃要作坊里的人开门，这时，一名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从房间里出来，看了记者一眼后径直向大门走去。记者以为这次大门会被打开，不料该男子来到大门处，竟然是检查大门是否锁紧。
6月16日上午 10时30分，记者拨通了青岛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即墨市食品安全举报电话，接听电话的女子自称姓孙，她表示，这里是即墨市药品食品监督局，只负责餐饮行业的执法管理，生产羊肉卷应归质监部门管。但记者多次拨打12365质监举报电话，都因工作人员忙而无法接通。
紧接着，10时36分，记者拨打青岛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公布的即墨市另外一部食品安全举报电话，接听电话的仍是该市药品食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这名自称姓房(音)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应该向工商局举报。记者反复与其求证，他又要记者联系质监部门，记者请其向质监部门转达此事，但遭到拒绝。
10时40分，记者终于拨通12365，向青岛市质监部门举报了此事。6号话务员提醒记者，要向即墨市食安办投诉，记者无奈只好向她介绍了上述举报经过。听完后，6号话务员表示，要向领导汇报。10分钟后，记者得到回复称，羊肉卷制作是初级农产品加工，应该找畜牧兽医部门进行执法，此事跟质监部门没有关系。
10时56分，记者与青岛市畜牧兽医局取得了联系，11时19分，记者再次跟该局联系时，获悉即墨市畜牧兽医局已接到通知，执法人员正在赶来现场的路上。
记者从知情人那里得知，该作坊没有营业执照，涉嫌生产假羊肉卷。2009年秋天，该作坊开工没多久，曾被即墨市质监部门查处过，此后，该作坊行迹更加诡秘。
就在记者守在通济卫生院旁等待执法人员时，该作坊里的蓝衣男子开着一辆面包车，拉着白衣男子沿着城马路向北而去。面包车行驶到楼子疃村北侧时停了下来，蓝衣男子随即下车远远观察采访车的动向。为了麻痹对方，记者开车从面包车旁经过，向即墨城区方向驶去。10分钟后，记者迂回到该作坊门前时，蓝衣男子再次开着面包车离开。
11时40分许，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该作坊大门外的制冷机仍在转动，但房间里的机器声早已停止。“生人刚到门外就会被发现！”执法人员指着彩钢瓦房子西南角处暗藏的一个监控探头告诉记者，该作坊的确是一个涉嫌生产假羊肉卷的黑作坊，前年 ，他们曾多次配合即墨市质监部门前来执法。但是，由于这个探头“通风报信”，执法人员刚到门外就被作坊里的人发现，任凭执法人员怎么敲门，作坊里的人都是不肯开门接受检查。
果然，记者发现，尽管作坊里仍然传出人员走动的声音，但任凭执法人员长时间敲门，都没有人理睬。
畜牧执法人员介绍说 ，这种作坊都是购进半成品长肉条，再用切肉机切成薄片，制作成肉卷。因此，他们的生产性质已不是初级农产品加工，畜牧执法人员只能检查这些半成品长肉条是否已检疫，检疫证明和货源是否统一。对类似作坊的执法，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由质监部门主管或食安办来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执法，而畜牧等部门只是协助质监部门进行执法而已。
6月16日，记者就上午遇到的情况，采访了几位相关部门执法人员。执法人员表示，随着执法部门对黑食品打击力度的增大，规模大一些的黑食品作坊都已锁门生产，执法部门遭遇了取证难、执法难，而且，各部门之间也难以弄清执法责任，接到群众举报后，极易出现相互推诿和不作为现象。如果在食品执法中，明确牵头组织单位，各部门能积极配合联合执法，并有破门执法的权限，黑食品将失去藏身之地。
“门口狼狗直叫，门外能听见洗碗声，可车里面我们只能汗流浃背地等着。”市卫生监督局稽查科主任亓蓉回忆起去年检查李沧一个黑作坊时的情景，仍会感到头皮发麻。
锁定黑作坊位置后，亓蓉和同事开车到黑作坊附近蹲守，门口是条大狼狗，亓蓉在外面都能听见里面传出的清晰洗碗声，可难题出现了，敲门没有人答应，硬闯肯定会暴露身份，只能在车里面耐心等待。后来，他们终于等到里面人开门出来送货，赶紧穿了制服顺势进去，一些女工正在院子中洗着餐具，盆里水混浊不清，现场又脏又乱……
“我们经常吃闭门羹，不是说企业负责人不在，就是说现在没有生产……”亓蓉表示，卫生监督部门在对消毒餐具企业检查中缺乏实质性的执法手段，碰上没有证的黑作坊，没有工商部门的协助，就不能采取处罚措施。
到今天为止，王家富和卜瑞华都已有至少十年的食品打假经历。他们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市质监稽查局，在稽查大队负责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在王家富的记忆中，对黑作坊的整治最凶的时候是在2004年至2006年。那时，城乡接合部的小作坊比比皆是，举报线索也多，他们每天马不停蹄地奔波，经常没有节假日，有时一天就要跑两三个县市。明明知道里面在造假，但就是进不去门，这种无奈，几乎伴随着每次执法检查。王家富说，敲门进去吧，里面的造假者警惕性很高，等你亮出身份敲开门进去，里面的加工现场早已收拾完毕。如果翻墙进去，危险不说，也不符合执法规定，“唯一的办法就是等，他们总有开门的时候，只要一开门，我们就上去”。不过，等待的成本很高，经常都是一宿一宿地等。
对此，卜瑞华也深有同感 。作为打假主力，对他来说，熬夜等待伺机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2008年，这一尴尬的执法现状有所改观。省质监局为青岛质监局配备了新型执法车，执法车上带有可伸缩的摄像头，车开到加工点院墙外，摄像头在院子上方一扫而过，拍摄下来的画面可通过视频设备同步传播到执法车里的电脑上，这样，里面的生产情况可及时掌握。
执法，还会触犯地方利益。本报记者随同市质监稽查局查处一家生产即墨老酒的工厂时，曾遇到这样的情况，尽管市质监局领导在场，但当地政府对执法往往只是旁观者，对造假产品进行异地扣押时 ，市质监局领导亲自动手搬运，而地方执法人员站在一旁，熟视无睹。
即使是再认真、再细致的执法，也不能保证没有投诉发生。对执法不满的造假者，会提出种种理由向有关部门提交行政复议，等于投诉执法人员执法不公，如果查实，执法人员将被追究责任。虽然食品执法引出的行政复议概率很低，但每一个执法人员查案时都会小心谨慎。
记者了解到，不少执法人员都有过被威胁的经历。2009年的时候，市质监稽查局的一位执法人员在查处一个造假窝点，该窝点的负责人恼羞成怒，对负责执法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威胁，并对执法人员进行报复。在查处现场，趁着执法人员不注意，造假者对执法人员进行袭击，将执法人员踢伤。虽然这名造假者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执法人员的执法热情受到影响。
不过，大约从2006年开始，公安部门开始大量出现在联合执法中，每次质监部门执法，都会请市公安局经检民警协同执法，这样可以对造假者起到震慑作用。 记者 陈浩杰 单俊楠朱艳丽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毒肉”“毒菜”等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不少人士呼吁尽快建立相关食品追溯体系，以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我省青岛市、济南市分别被国家列为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城市。
山东省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的初步目标为，提高流通主体的安全责任意识，强化防范措施，形成溯源追责机制，创造放心肉菜品牌。同时，便于消费者查询和维权，改善消费预期，促进消费。另外，增强政府部门对问题食品的发现和处理能力，提高食品安全监管和公共服务水平。
孙建波说，山东省建设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法规标准为依据，以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为基础，实现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的电子化，建设省、市、县三级政府追溯管理平台。据新华社
食品安全问题一再出现，并成痼疾，“多龙治水”难辞其咎。有媒体报道说，如今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有工商、质检、卫生、农业、林业等10多个部门，各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惩处不严、违法成本低，甚至很多地方还存在以罚代管的现象，这也使得违法生产者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起来。那如何才能让黑作坊永远不会死灰复燃？
6月15日下午，记者接知情人举报，即墨市七级镇后吕戈庄村有一个猪血加工点。加工点无证经营，卫生状况也很差，大家还怀疑在加工猪血，并添加了违禁品。知情人表示，该加工点每晚9时至10时许，从七级镇上的屠宰场把猪血运回来，并进行加工。
当晚10时许，记者在后吕戈庄村村西找到该加工点，但偌大一片房子里都关着灯，房间里没有生产的迹象。在附近等了1个多小时 ，现场仍一片寂静，记者只好先离开了这里。6月16日上午9时许，记者再次来到该加工点，恰好遇到一名穿着雨鞋的男子从房间里出来。他表示，房主金某到青岛办事去了，但他拒绝提供金某的电话号码 ，并锁门离开。
记者注意到，该加工点南侧一间厢房正开着门。厢房里放满杂物，两辆小推车上还堆放着不少猪血豆腐。厢房和正房之间安装着一道紧锁着的大铁门，门前的地面上清晰留着两道车辙，种种迹象表明，这些猪血豆腐是从正房里推出来的。
得知记者前来洽谈猪血生意，该加工点北侧房子里一名女子拿出手机，帮记者联系上金某。金某以为记者要购买血浆，他表示屠宰场的猪血都被制药厂等单位收走 ，用以提炼血蛋白。他还表示，已经停业1年时间了，如今，在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即墨已没有人加工猪血，“政府抓得太严，经常来检查，哪还敢干这买卖？”
在近期的采访中，记者接连得到这样的黑作坊自觉关闭的好消息，但想起采访中频繁遇到的“熟面孔”，还是不禁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仅就假羊肉卷而言，仅仅在即墨城马路一条街上，就曾经出现过多家生产作坊。2004年9月27日，本报曾接到举报，称有人生产假羊肉卷。记者前后联系了工商、警方、质监和畜牧共 4个部门，对这个藏身于城马路南端的黑作坊进行查处。不过，执法人员却被拦在门外4个多小时 ，作坊里仍在关门生产，直到傍晚，质监执法人员爬墙而入，10余名工人才停止了生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作坊虽然受到了处罚，但一个月内又恢复了生产。
据悉，位于城马路附近的即墨和城阳交界处多个村庄，有生产羊肉卷的传统。这里生产的羊肉卷，销往全国很多地方。
这些黑作坊的隐蔽手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高明，但匪夷所思的是，虽然经历了一次次检查、处罚，但它们大都奇迹般存活了下来。为什么那些受到查处的黑窝点能够死灰复燃？连记者都能发现的黑窝点，有关部门为何却总是迟迟发现不了？
仅从今年3月以来，经本报报道过的本市查获的部分黑食品事件如下：
3月15日，记者从质监城阳分局获悉，继3月13日本报刊发《臭黄花鱼变身美味干鱼片》一文后，质监城阳分局执法人员立即行动，在当地街道和社区的配合下，对曝光的加工点进行了查处，现场查扣存放的色拉油和废油14桶，合计350余公斤。该窝点被取缔。
根据市民王先生举报，崂山区中韩街道张村河沿岸聚集了大量的黑窝点，生产卫生状况难以保证的海带、豆腐脑、豆腐皮等食品。3月14日至15日，本报记者暗访发现，又嫩又绿的海带竟是用添加剂染出来的。
3月25日、26日，本报记者在胶南一处猪血黑窝点发现，加工猪血时竟用上了工业盐和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添加剂，黑窝点老板也承认所加工猪血质量比较低劣，而且该窝点并未办理任何生产许可证。3月26日上午，胶南质监执法人员根据记者举报，对其进行了查处，并将存货予以封存。
6月5日 ，本报报道了无证的鸭子加工点藏身城阳女姑山社区民宅，造成环境污染。当天下午，城阳区联合执法检查组工作人员现场查扣了该加工点的生产工具、原料，捣毁了水泥池，对经营者进行了批评教育。
继本报以《脏乱豆腐坊里还有日落黄》为题，报道了城阳与即墨交界处的一个黑豆腐作坊后，5月27日，城阳区相关部门联合对该作坊进行了取缔。经查，该加工点的负责人是湖北人邹某，租赁村民的房子从事豆腐、豆腐皮生产加工。执法人员将加工点的锅炉拆除扣押，没收大豆1500余斤。
根据即墨市民举报，本报记者于6月14日 、15日在即墨城马路附近调查发现了一个紧靠废品收购站的炸鱼加工点，该窝点不仅使用工厂下脚料做炸鱼，而且用的油盐都是三无产品，还用柠檬黄上色，而产品则运往农贸市场进行销售。6月17日，即墨食安办组织各职能部门，一举捣毁了这个黑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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