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的人力成本为零，所有搜集数据和建设网站的工作都是志愿者义务完成的，所有的开销来自购买域名和空间的200余元。
吴恒的本科专业是空间信息科学，硕士专业则是历史地理学，他笑称，自己是“有人文关怀的工科生”，也是“有工科背景的文科生”。虽然两门专业都是“打酱油”路过，但这个报告的完成就得益于他受到的两方面训练。作为历史学科的学生，他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提取和整理相当在行；利用空间信息科学，他用自己熟悉的MapInfo软件制作出了各个年份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以及时间、来源分布图，用Excel数据透视表制作了总曝光率、各地曝光率的图表统计。
项目结束后，吴恒总结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几个特点：涉及面特别广、违法手段特别狡猾、危害特别巨大、查处特别困难。 在“掷出窗外”网站上，吴恒又专门添加了一项“我要补充”，以期待多的网友在读到曝光食品安全危机的新闻时，将标题与链接添加进资料库，使资料库不断壮大和完善。他说，这项工作还未结束。
吴恒由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事件。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1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道，其中约6000条与有毒食品相关。在看了这些报道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当天中午，他纠结了很久，恶心得没有去吃午饭。
吴恒自认是重度网络依赖者，每天上网超过8小时，关心时事，但这方面的大部分新闻他都没有读过，其他人就更不会知道了。于是，他开始想做一个关于中国近10年来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让“不明真相的群众”重新认识自己身处的环境，并提醒大家，有毒食品一点都不遥远。“知道真相但不告诉不明真相的人，这种不作为，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在召集日志中，吴恒引用了一段话，来自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吴恒说，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
资料库完成后，吴恒又撰写了两篇报告：《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与《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应有的态度》。
采用“易粪相食”这个词语，是受《左传》中的词语“易子相食”（意为灾荒年间，父母不忍心吃自己的子女，就互相交换子女来吃）的启发。五六年前，他曾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网友以此发挥，用“易粪相食”来形容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4月，吴恒读到了上海查封染色馒头的报道。问题馒头的制作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这让他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如果每个有毒食品的制造者都选择这种思维方式，一个行业的人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觉得这样就安全了，这场博弈就没有赢家，大家都在“易粪相食”。在项目进行中，他又先后阅读到东莞和重庆两地用化粪池水熬地沟油的报道，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易粪相食”吗？
“掷出窗外”，则源于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史。当吴恒读到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的纪实小说《丛林》时，他发现，即使在美国，一个世纪前，其食品生产行业同样处于“丛林状态”。
选择这个名词，还有另一个私人的原因。2000年，吴恒读高中时，听学长说过一件事情：几年前，学校食堂曾将前一天卖不掉的饭菜第二天再卖，学生们忍无可忍，其中的活跃分子串联了各个班级，终于有一天，大家去食堂购买了早餐后，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随后，伙食的确有所改善。
在吴恒看来，在县城的高中里，学长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在白宫把香肠从窗户扔出，相隔百年，相距万里，却是异曲同工：他们把早餐“掷出窗外”，他们在表达不满。“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那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事情不会自己慢慢变好，需要外界的动力与刺激。”他希望，“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微小的改变而变得美好，希望我们做的事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坚持自己的善良就是成功。”项目的参与者赵悦说。
在网站上，吴恒还设立了一个专题，评选“中国食品达尔文奖”。他给出了10个候选名单，发动网友为最恶心的食品安全事件投票，奖金为人民币1.4元，将颁发给首家曝光该类食品的新闻媒体。他笑称，这是取自“一块死”的谐音，如果食品安全危机继续下去，只能走向共同灭亡。
“达尔文奖”得名于美国的温迪·若斯科特，这位《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不断搜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类故事，其评选的“达尔文奖”旨在纪念这样一些“笨死的人”：“他们通过愚蠢的方式毁灭了自我，大义凛然地把自己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从而保证了人类长久的繁衍。”
吴恒认为，自己评选出的有毒食品制造者，也正是那些试图以在食物中下毒这一愚蠢的方式毁灭自己所在民族，大义凛然地致力于把自己的民族从人类基因库中永远抹去，以保证剩下的人类长久繁衍的人。
记者：项目运行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与参与项目的其他志愿者合作有何感受？
吴恒：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除了花的时间太多，没空陪女朋友。本次调查，除我以外的34人中，只有5人与我在现实世界中有过面对面的交往，而且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获知这次调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故事。每个人的公益心和时间是有限的，但互联网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可以把这些聚集起来，积少成多，完成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完成的事情，再反过来影响现实世界。
吴恒：目的就是广而告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群策群力，下情上达，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也许这份调查报告一如此前的诸多新闻报道一样，似在湖心扔下一粒石子，激起了几片水花，但随后恢复平静，像什么也没发生。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并不会觉得太有所谓，我曾努力过，就已足够。很多年后回顾时，我可以坦然地告诉自己，当我们面对有毒食品的威胁时，我曾力所能及地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做过点什么。
我不能去告诉每个人，我也没有“破开铁屋”的能力，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让他们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因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地想出办法。最后的解决不可能是民间能够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的作为才能改变现状。我想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或者读此报告的读者中有一二人将来有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者，能以“身在公门好修行”的心态来应对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危机，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吴恒：我是按照新闻报道数量来做的统计和分布图，但以此推测问题的严重性，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北京、上海等地的媒体特别多，其他地方也不排除未被报道的可能。不过，至少报道出来的都是真的，以我们的能力，也只能按照被报道出来的统计。
而且，调查期间，得知关于“牛肉膏”的有害程度已有相关辟谣，体现出我们还有不够专业的地方。但我并未因此放心，我觉得对食品制造业应该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态度：厂商既然连食品种类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添加剂、生产环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能无害，但如果奸商们使用的是来自黑作坊的呢？曾有一种添加剂在欧洲通过了，但在美国，就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检察员卡住了，只因为这个普通的检察员的努力，使得美国人幸免于难。
记者：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统计及思考，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如何评价？
吴恒：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是最好的时代，则是因为这些问题都被报道出来了。我对我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很有信心。知情权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事情不怕发生，只怕发生后我们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罗斯福总统读到那篇调查报道，才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诞生。而我国记者目前写的揭露食品安全的报道和读者受众也不比美国差。事情被曝光的越多，表示这个地区的形势越黑暗，但前途也越光明。
记者：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沦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信仰缺失的问题吗？
曾有一好友说，她妈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清真肉铺购买牛肉，那里的牛肉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是一位聪明的母亲。目前就我所知的资料，真没怎么见到清真食品出问题的新闻。那位好友的母亲似乎也一语道破了天机。
不过，即使是在清教徒建立的美国，一个世纪前，食品安全也一塌糊涂，最后也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食品安全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不该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食品安全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因为民众缺乏危机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有健全惩恶扬善的制度。
记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状况的改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吴恒：在我看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与制度：公众的危机意识与食品产业的管理制度。我目前为止能够想到的使摩擦更小的方式，一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增大对企业的处罚力度，处以巨额罚款，三鹿的赔偿方式就太轻了，不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是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状况后，我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少一些“中国特色”，多一些“国际惯例”。人微言轻，好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思维模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易粪相食”，意识到应该把有毒食品“掷出窗外”时，我们才能离“达尔文奖”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