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部门之间‘踢皮球’，不但让造假者猖狂，还让老百姓对食品执法意见很，质疑很多，政府公信力下降。”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破解食品安全监管难题，首要任务就是消除部门之间“踢皮球”的做法，明确责任，形成部门合力而不是互不配合。
这位负责人说，由于政出多门，职能重叠，多部门貌似大家都要管、大家都能管，政出多门，最终是管不好、管不到位。这弊端不止一次地显现，2008年问题奶粉迟迟未销毁事件中，也让人看到“九龙治水”的影子。乳制品行业的管理办法是分段监管，养牛户、奶站、经营户、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等各环节分别由农业、质监、工商等部门管理。分段管理，可以破除权力集中等问题，但分段管理也有巨大弊病，那就是只要有一个部门不能恪尽职守、斩断一个违法的利益环节，问题奶粉就会逃脱监管。
分段监管、“多龙治水”，最怕推责任、“踢皮球”。“目前，我国采取了分段监管和品种监管相结合的模式，实际工作中确实也存在一些监管边界不清、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并存等问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曾公开表示。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食品分段监管机制由200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食品监管体制方面的23号文件确立 。其中，农产品由农业部门管理；食品生产、加工和制作过程由质检部门管理；食品流通和销售过程由工商部门管理；餐饮业由卫生部门管理。从理论上来说，把食品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各个环节基本上覆盖了。
“前段时间曝光的‘瘦肉精’事件说明，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影响。”青岛市政协委员徐建军认，“多头分段”的管理方式为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事件会发现，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人为掺假，而非食品品种变异等技术上难以避免的原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分析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与造假者追逐利润的本性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缺失有关，目前的食品安全违法成本过低，对食品生产者违法违规现象处罚过轻。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公司董事长金志国 ，已连续六年在两会期间为食品安全立法而奔走，今年两会期间他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执法力度的建议，建议中指出要深入改革食品安全监管，进一步理顺监管的体制。金志国认为，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违法成本很有必要。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信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将个人以及企业信用档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近日，青岛市政协委员徐建军有感于不断升级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观点。徐建军感叹说，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在改革开放前担心的是“有没有吃”和“够不够吃”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却又开始为“能吃什么”担心。在徐建军看来，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关键要建立一种长效监督机制，不能搞“一阵风”式的运动式执法，让不良企业过上一段时间又“东山在起”。
何计国也认为，除了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之外，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建立诚信档案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专门设立一个黑名单，把造假者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如果‘榜上有名’，诸如贷款 、销售产品 、投资买房等都将受到影响。”
市质监稽查局稽查一处二大队队长王家富告诉本报记者，他曾经查处过一个生产糕点的小窝点，前后 3次踩点，查到的货值不过100多元。按照当时的规定，处罚最多没收产品，处以三倍以下的罚款。由于罚款不能伤筋动骨，一些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事实上，违法成本低是一些食品企业以身试法的重要原因。记者查阅市质监稽查局近年来打击的黑食品案例发现，查处的造假窝点中，基本上都是熟面孔，有的窝点已被连查多次。“有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平度、莱西4年换了五六个地方，查一次换一个地方，换一次再查一次。”市质监稽查局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因为不能取缔其生产资质，罚款又轻，交了钱就算完事。结果，不法商贩换一个地方继续生产。
2009年，随着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对食品造假的处罚就严格多了。按照食品安全法，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或“十万元以下罚款”。王家富说，前几天，他查处了一家葡萄酒作坊，货值十几万元，如果按照十倍处罚，那就是一下子罚款100多万元，一下子就罚惨了。“罚一次就让他倾家荡产，你说他还敢生产吗？”
这些年来，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一直在谴责无良商家，呼吁企业要增稠道德血液。“良心”当然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但食品安全的积弊，显然不能全怪商人无德。无论是全国，还是在青岛 ，食品安全标准的落后，监管部门互踢“皮球”的现实，收益巨大而违法成本过小的诱惑，早已让制假商贩没了“仰望头顶星空”的心境，在“大家都造假”的环境下，偷工减料、以假乱真显然才是商家和资本逐利最现实最经济的选择。这种糟糕现实，迫切需要强力扭转。
打一个直白的比喻，食品安全问题，就是社会肌体上的一个疖子，最初，它在暗处悄然生长，外人无从察觉。但如今，呈现集中暴发之势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把消费者的耳朵磨出了茧子，这种几乎无法控制的现实提醒我们，食品安全问题这个疖子，已然是红得透亮，必须下重手忍痛剜开，挤出脓血 ，任何忽视和延误，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甚至造成整个社会肌体的溃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同许多问题一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中国有，欧美有，日本、韩国等近邻也有。而且，很多人最初对这种副产品甚至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过，一旦它触及到了社会正常前进和发展的红线，危及了绝大多公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必然面临着被群起而攻之、逐渐走向消亡的命运。“酒驾”从屡酿惨剧到如今数量急剧减少的现实，从“媒体曝光酒司机”到最终“醉驾入刑”的成功治理路径，已然宣告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归宿 ，也给我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榜样。
“治乱需用重典”。在食品安全问题已成公害的背景下，突破食品打黑困局，我们唯一可以也最值得依赖的，就是法律。只有以法律来完善监管体系，厘清职责划分，并通过严格执法来加大对违规企业和失职部门的惩戒力度，才能真正织就食品监管的天罗地网，让老百姓不再为吃饭担惊受怕。本报评论员 杨祥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