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午餐时间，这里依然有许多员工奋斗在岗位上，对着电脑屏幕不停敲打着键盘。在重重叠叠的文件夹背后，往往藏着好几个略显疲惫的身影，他们正弓着背趴在桌子上打盹儿。在办公室外，更多的员工正在全国各地执行着不同的项目。
“各个都说，别干了……”4月1日晚上18:31分，25岁的普华永道新晋员工潘x在她的微博上留下这样的感慨。然而，谁都不曾想到，她微博更新的时间永远地停留在了4月1日。4月10日，这位刚从上海交大毕业的女硕士生因急性脑膜炎不幸去世。
“我们不认为死因是过劳死。”4月15日，她生前就职的普华永道向媒体表示，潘x于去年10月入职，今年3月31日因发烧开始请病假，随后在第五人民医院治疗，由于病情加重陷入昏迷，于4月6日转入华山医院。只是，这些治疗都未能控制病情。
潘x突然病亡的消息还没淡出人们视野，4月13日下午，又有一位27岁男性白领周余在家中猝死。
周余生前是21世纪不动产上海锐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金桥区域巨峰路证大分行的经理，热爱工作，经常加班，每个月业务都做到区域前三名——突如其来的病亡让周余的家属一致把死因归咎于“过劳”。
许多人回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些案例，如25岁即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如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死于心肌梗塞的36岁清华教授焦连伟……
一桩桩疑似“过劳死”案例的频繁发生，再次触发了公众对加班群体的关注。在各大微博上，人们除了表达对一个个年轻而鲜活生命离去的悲痛与惋惜外，另一种警醒又近乎感同身受的情绪也此起彼伏。
“这样的青春，倒在了这样一份工作上。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献出了自己和家人的希望?”微博网友“晚上的晨曦”的一句话似乎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头之语。
每个深夜时分，在被称为“魔都”的上海，某个交叉路口西南角的地方，总是能彰显这个不夜城的多种姿态——哪怕已是凌晨两三点，路口这幢大楼下的出租车依旧高打着灯牌，排起长龙，等候从大楼里走出来的顾客。
这幢高楼并不是午夜狂欢的天堂，而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办公地点。虽然这儿在外人看来是“高薪天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个钢筋混凝土搭架起来的建筑却更像是一个“牢笼”：将人的心灵和身体一同捆绑在这个狭小的空间。
“这些天我差不多都是晚上1点多下班，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我了。一次一个司机告诉我，‘小姑娘，你竟然不是你们公司最晚下班的，我昨天3点多又接了一个你的同事!’我听了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去年刚大学本科毕业的小林(化名)说。她去年10月入职普华永道，归入审计部门。
然而，在小林疲惫的面容上，并没有太多负面情绪，却有一种与她年龄并不相称的淡定。或许是由于疲累，她的话不多，但句句言简意赅：“我们都戏言，每天晚上6点从客户那里回来，工作才真正开始。夜里12点之前是上半场，之后是下半场——要玩全场那才爽。”
这样的工作有多“爽”?已经从“四大”离职的L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忙季加班出差太疯狂!我觉得这么下去人生就要毁了!我就想，既然没什么动力走下去，那不如早日回头。”
L告诉记者，因为繁重的工作压力，在他入职“四大”短短几个月里，公司陆续走了不少人。加之要完成的项目很多，每个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都很大，连生病都顾不上。
“像我参与过的一个项目就是如此，一个团队的人比去年少了一半，截止日期还比去年提早，所以就很疯狂地赶，那两个星期我每天只睡2~3个小时，到最后就发烧了。结果这个项目一结束，下个项目马上就接上，就算发烧也没办法。我在职的时候，基本上部门里的人都是轮流生病，要是再碰到很催或者会骂人的经理，那心理状态肯定就更糟糕了。”L对记者坦言。
至于同事的突然离世带给了这个公司和这个行业什么样的冲击，“四大”员工的表现却似乎更多的是平静。
“加班确实蛮艰苦的，不过每个行当都有这一面，就是时间长短和加班强度的差异。”在普华永道工作的Nick在短信中对记者如此回复。他认为，工作的劳累程度有时候与精神压力也有关系。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爬着也是要走完的”。
收到Nick短信回复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半，距离发给Nick第一条短信的时间已经足足过去了14个小时。Nick对此的解释是，“不好意思，因为刚刚下班”。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 《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记者看到，与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2009年的收入可谓一枝独秀。其中，普华永道以25.78亿元的收入位列百家事务所之首，紧随其后的是德勤华永，收入为23.70亿元，毕马威华振和安永华明以22.21亿元和19.61亿元的收入分列三四位，4家公司2009年的审计业务收入分别为24.39亿元、16.56亿元、15.07亿元和18.61亿元。
虽然在金融危机中 “四大”的收入也出现了下滑，但在国内资本市场会计业务方面，它们的垄断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营业收入上，还体现在客户的体量上。绝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是由 ‘四大’来进行审计的，包括五大国有银行，通信业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能源业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世界范围内，“四大”在会计业务领域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全由“四大”审计。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四大”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高收入和专业性使得“四大”的审计师成为了标准的“白领”代称。
“在‘四大’工作的人，业内叫他们是‘印钞机’，因为他们用时间来挣钱，但没有时间花钱。”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彭令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据记者了解，在“四大”，每一位新晋的职员都能看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职业发展之路。
“‘四大’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资水平，这是它们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胡彭令说。
不过，在高薪的光环背后隐藏的却是外人并不容易知晓的高负荷工作量。显然，即便有钱权指引的前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并且有能力接受来自身心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在中注协发布的《2010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四大”2009年共有职员15691人，占到百强从业人员的35.6%，但与前一年度相比，从业人员减少了2247人，离职率达到了12.53%，极大地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毕马威华振员工减少1184人，离职率达到惊人的24.21%;安永华明员工减少525人，离职率为12.82%;普华永道和德勤华永分别减少283人和225人，离职率分别为6.17%和5.83%。
“很少有这一类公司，当员工进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想着什么时候走了”。胡彭令对记者表示，“四大”的离职率确实很高，离开的很无奈，没有离开的也很无奈，他们一是怕丢了来之不易的饭碗，二是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三是怕没有积累够经验，影响自己未来的事业发展。胡彭令认为，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员工为保住职位，就得超负荷加班。
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论述华为为何取得成功。文中，许明达提到，创业中的华为，留下了一种“床垫文化”：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的底层，或者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华为人携着这张床垫走过了创业的艰辛。
然而，2006年5月28日晚，当25岁的胡新宇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之时，原先旨在提倡努力工作的“床垫文化”一时引起了争议。
华为新闻发言人傅军当时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的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公司高层已经高度重视对此事的处理，公司也已经重申了加班政策：晚上十点以后加班要经过批准，且不准在公司打地铺过夜。
事实上，“床垫文化”不仅在华为存在。回想起来，许多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之后，似乎都不断在人力管理方面出现了种种闪失。
当记者问及在四大工作的Nick是否有可能拒绝加班时，Nick表示“难以拒绝”，原因是每个人都有任务在身，“小项目的任务你现在不做，以后也没人会替你做，你一旦开始跟这个项目，就要跟到底。对于大项目，有时候做完了也不一定可以走，因为你需要随时待命，等其他人都搞定了才一起解散。”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唐宁玉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职场出现的加班“潜规则”与行业性质有关。
“‘四大’主要是在忙季业务量繁重，要加班加点进行审计;IT行业技术变化快，所以对员工的快速学习、敏锐反应等能力要求很高;再者是大咨询行业，由于都是以项目为导向，必须赶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因此谈不上下班时间，工作必须做完……这些行业的加班也许是司空见惯的。”唐宁玉说。
“比如说，在给员工看到清晰合理的职业规划的同时，也要告诉他们在这光环背后，你必须付出同等甚至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唐宁玉表示。
至于为何一些跨国企业无法在中国做到如同本土一般的科学化管理，唐宁玉认为，主要与这些企业的全球发展野心有关。“因为这些企业在实现国际化的早期，目标一定是达成利益的最大化，故而要节约劳动力的成本，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就没有更好的执行力和投入了。”唐宁玉对记者坦言，跨国企业其实还存在另一种横向比较的心理，“说句实在话，可能有的跨国企业认为，与中国的一些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和成效相比，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也许有人会说，“过劳死”只不过是小概率事件，但事实或许是，高压力的工作和无休止的加班每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乃至自己的身上发生、持续着。
在普华永道发生了员工疑似“过劳死”的事件之后，公司是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规定了合理的工作时间，又或者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
对此Nick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答显得有些无力：“没啥变化，其实每年的忙季过去，都会有一定的人事变动。”
据悉，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并不在其中。新的《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过劳死”还是属于空白。
世界上有无关于“过劳死”的法律规定可以借鉴呢?在日本，“过劳死”已列入工伤范畴。早在1994年，日本就对此进行了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实施了索赔。2001年底，劳动省经过慎重研究，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了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考察的只是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考察在最后的2～6个月里，该员工每月加班的时间是否超过了80个小时，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国内目前尚无类似的法律条文出台，不过，让人欣喜的是已经有不少企业对此有所警醒。经常为企业提 供EAP(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员工帮助计划，又称员工心理援助项目、全员心理管理技术)的资深人士师胡彭令告诉记者，在他的客户中，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为自己的员工提供有关心理健康的辅导。
“我们会在这些企业中设立一个热线电话，如果员工一旦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都可以与专业的咨询师对话。如果需要更多的沟通或者进一步的治疗需求，就会安排特定咨询师做一系列后续的追踪。”胡彭令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
唐宁玉教授也告诉记者，优秀的企业向来对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倾注良多。比如美国的Google会在公司专门设立内部诊所，一方面为其员工提供按摩等放松服务，另一方面也提供心理辅导的项目。
“事实上，出现‘过劳死’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有压力，一方面来自外部，比如社会和竞争，另一方面则来自自我，毕竟任何有志的青年都想成功，都想做得更好。”唐宁玉总结。
在采访中，有一个观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Nick在谈及同事的离去时，除了表示悲痛和惋惜之外，也对记者坦言道：“其实(我们的工作)没比煤矿工人累啊!主要还是工作量大，证券投行咨询行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频繁发生的年轻生命的陨落，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就职、离职无拘无束，完全可以由自己来选择。但是，在这种“自由”的背后，记者在采访中确实能够感受到在工作压力之外，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左右人们的生活。
“人们为了生存、实现个人的理想，没有多余的选择。拥有选择权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一个犯人也可以在囚笼里选择自由地来回踱步，只要他认为世界就只有囚笼那么大。自由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位“过劳死”投行职员生前的友人在回忆他的朋友时写下了这样的感叹。(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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