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消费者的相关概念，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首先，在对消费者的界定过程中，要扩大“生活需要”这个概念，在考虑物质消费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应将人们为了保存、收藏、欣赏等目的而进行的消费行为也归于“生活需要”的范畴，使之得到法律的保护。再者，如前所述，还应将单位也归于消费者的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明确这一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所有有关单位消费的问题都是借助合同法来保护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单位不应该归为消费者的范畴。笔者认为，即使是单位的消费活动，最终仍然要归为具体个人同经营者之间的消费关系，因此将单位归于消费者的范畴，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个人消费者权益的合法保护。
在对消费者概念进行明确的同时，还要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消费品保护范围的扩大，应该将发展消费品也纳入保护的范围，比如一些享受性消费、教育性消费以及奢侈品的消费。
制定具体、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我国新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该充分借鉴这一点，对消费者以及经营者的举证责任做出合理的规定。该法最基本的保护原则就是要实现对消费者以及弱者利益的保护，因此就需要对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在不同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做出不同的规定，同时在对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以及侵权、欺诈等方面的认定上，应该将举证责任倒置给经营者，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进而提高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
强化消费者协会的维权职能。目前，各个地方的消费者协会都是由政府批准成立的，挂靠在当地同级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人员组成上，消协成员主要包括政府机关人员、工商户代表、妇联代表以及新闻媒体单位的代表，其中，政府机关人员主要是指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人员。由此可见，在消费者协会中并没有独立的消费者代表，这很不利于消费者进行正当、合理的维权活动，消费者协会的宗旨也很难实现。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应该就消协的人员组成进行合理的规定，如以选举或推举的方式增加普通消费者代表。
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在完善具体制度的同时,相关部门还应制定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
第一，建立缺陷商品的召回制度。召回制度是指在产品生产存在缺陷以及有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可能,如果经营者自行或经他人通知发现这一情况，经营者应主动将具有危险的商品回收，以免使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如果经营者发现了该危险,但却不加以处理，此时，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关主管机关可强制经营者回收商品。召回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防患于未然，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因此，建立商品召回制度势在必行。
第二，设置小额纠纷处理程序。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数额相对不大、案情相对简单的消费纠纷，则不必动用通常的民事诉讼程序，而启之以小额诉讼程序，从起诉、受理、法庭调查、辩论一直到判决的做出等一系列的环节上都予以适当的简化，并且缩短案件处理时限，从而尽可能地做到及早立案、及时审理、及时裁判。
综上所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所涉及的权益保护范围极为广泛，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其法律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司法制度以及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益必将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随着我国人权保护制度以及其他权益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消费者维权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更多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