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这表明，行政争议协商和解制度已进入我国法治轨道，多年来“于法无据”的阴影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的是需要全面理解并依法运用好这一机制，以保障行政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增进社会和谐。
一、提升执法理念
长期以来,在“公权力不可侵犯”等传统理念影响和“行政诉讼不得调解”法律规定制约下，行政处罚争议协商和解只能成为雾中之花。行政工作界以至行政法学界都有种通说，就是行政案件争议不适用调解。理由是，行政执法主体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是公权力，与行政相对人的私权利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公权与私权不存在协商的余地，也不允许行政机关自行处置公权，否则就会有执法不严之嫌。1989年颁布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依此法院在处理行政争议时，往往只能单纯以裁判方式作出“非黑即白”裁定，行政相对人有争议也往往只能走复议、诉讼途径，行政机关则被动应讼，同样也很难主动协商和解。在“公权力不可侵犯”等传统理念影响和“行政诉讼不得调解”法律规定制约下，行政处罚争议协商和解只能成为雾中之花。如今，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法治完善，我们认识行政处罚争议协商和解机制，从理念方面至少可有以下思考：
1、引入行政争议协商和解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相吻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社会矛盾呈现多发状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从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提出了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各项措施和要求。《意见》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调解有效结合的法律机制，争取调解处理行政争议，积极促成当事人和解，要求行政机关要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把调解和解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第三大内容，强调“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能从中领悟到和解解决行政争议的深厚社会根基。
2、引入行政争议协商和解机制，与现代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方向相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过程，如今人们已充分认同法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权利的社会，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都为法律承认并保护，当事人意识自治的法律原则，为社会普遍接受。我国法治进程充分表明，法治越来越深入人心，法律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力度不断加大。2004年宪法写进“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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