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草案”也留下了一个悬疑，即在“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上还嫌语焉不详。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函》，正可视为一种“立法游说”之举。这种向立法“要权”的行动合乎法治社会的正常逻辑，公开化的立法博弈，也有助于立法的科学。
从消费者的视角来看22家消费者组织的立法游说，当是五味杂陈。消费者自然需要消费者组织，也需要消费者组织的公益诉讼提起权，但问题是，各地的“消协”与“消委”能够承担起依靠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任吗？
此前发生的部分群体性消费事件中，一些消费者势单力薄，举证困难，消费维权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一些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屡屡受到舆论质疑却依然故我，仅凭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往往难以撼动，而消协或消委有时也宁愿选择 “沉默以对”。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为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建议，就有必要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作扩大的解释。公益诉讼提起权绝不应仅仅赋予类似消协、消委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它更应属于真正的民间组织。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组织都不止一个。美国的此类组织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为过。其中，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ACBC）和美国消费者联盟（ACL）声名远播。这些机构并不是靠与政府的亲近关系来赢得荣誉和地位的。相反，这些维权组织必须依赖其自身卓有成效的工作，才能在广大消费者心中赢得尊敬和信任。
的确，中国的消费者需要公益诉讼，中国的消费者也同样需要真正属于社会的消费者维权组织。最近从广东传出消息，即将展开的社会组织改革，将积极推行 “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激发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吸引会员，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为确保“去垄断化”的实现，广东还将在社会组织注册上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重在培育。
笔者赞赏22家城市消费维权单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的 《建议函》，也期待公益诉讼能够在中国落地。公益诉讼提起权，既是权力，更是责任。希望各地的消协与消委能够在社会组织“去垄断化”的改革中，以其社会责任的担当，去赢得消费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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