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军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多次提及“赚”，他把打假索赔称为“赚钱”，他自豪的是曾经15分钟便“赚”了1600元。那时他和妻子打算去九寨沟游玩，没承想到达机场时飞机出现故障，在休息等待的中间，他习惯性地到机场超市转圈，结果“搜”到了一批假碧螺春茶叶。他一下购买了1600元的茶叶，然后找到机场有关负责人进行交涉。“因为之前对该茶叶已经做过调查了解，所以一抓一个准。”他不无骄傲地说，整个过程下来，最多也就15分钟，没有耽误乘坐飞机。
有一次，刘政军在一小商品城购买了几千元的假计算器，认定假冒之后去找销售商索赔。一个男子（销售假计算器人员的丈夫）在他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该男子说他妻子刚开始做生意，如果赔偿，他妻子肯定会自杀，请求刘政军放手。“这是软威胁，我最后放弃了索赔，要求他立即撤柜，以后不要再卖假货，对方欣然同意。”刘政军说到这件事时，有些无奈。
打假也失败过。他曾经分4次购买了200多个假冒“李宁”牌钱包，几经周折起诉到郑州市某法院，没想到法院以“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为由判决只退还货款，没有支持他的“1＋1”赔偿要求，刘政军这次以失败告终。对此判决，刘政军至今耿耿于怀。当时甚至有人讽刺他们，“这下不能再‘敲’了”。对此，他给以了回击：“这只是个别法院个别法官的个人观念问题，这岂不是助长了制假售假的歪风？”
当出现职业打假人现象时，有人指责他们是利益驱使，是沽名钓誉，纯粹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付出了劳动，只要消法第四十九条一天不取消，赚钱也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事。”对此刘政军很坦然。“赚钱是可以的，但也得掌握一个度，首先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刘政军这样看待利益与公益，“曾经就有一知名打假人因为没有把握好度，身陷囹囵。”
刘政军也不否认，的确存在一些打假人过多追求利益，使得打假本身变了味。“其实，他们是要吃亏的。”刘政军说，一个同行因为购买假货太多，本想着索赔额会高，没想聪明反被聪明误，至今还捏着4万多元的假货无法处理，最后决定不再打假，从此改了行。
也许因为拥有了固定的职业，刘政军更懂得激流勇退，如今，他的打假“赚钱”之意少了，公益味道多了，偶尔做一些公益诉讼。
刘政军（以下简称刘）：有些还在，很多人半途而废了，现在打假的形式更多了，很多人成立了私家侦探公司，利用公司化的形式打假。
记：私家侦探公司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是否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刘：确实走在法律边缘，但是这样更有组织，有很多优势，比单纯的个人更有效。
记：我注意到你在讲述中多次提到“赚钱”，你通过打假赚了多少钱？
刘：我是徒有虚名，挣了10多万元，他们都挣了上百万。我只是感觉很刺激，回首往事的时候感觉很有意义。
不止如此，我在打假过程中学习了很多法律知识，想赚钱必须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
记：家人支持你打假吗？刘：（摇头）家人理解但不支持，他们知道我做的事对社会有利，但从来没有说过“你尽管去干吧，我支持你”之类的话。
刘：从来没有，社会上有很多人在支持我，大部分新闻媒体还是赞成我的做法的。
记：有人说你是刁民，打假是为了名和利，也有媒体对你的做法作了批评，你怎么看待？
刘：说我是刁民的多是商家，还有一些不理解我们的人，推动法治进步的就是这些刁民。我不否认利益驱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没有经济支持，为什么不能依法赚钱呢？这是对造假者一个惩罚，否则起不到效果。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一味的支持反而没有意思了。
记：现在你购买东西时，是不是出于职业习惯，还会较真儿？
刘：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去买，遇到假货，如果证据充分，理所当然会索赔，较真儿的精神不变，打假的信念从未磨灭，随时准备复出。
一直以来，法学界对于“知假买假”的行为性质就有不同看法。以前讨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应当是为自己消费而购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
由于没有权威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解释，此类争议也没有定论，但实践中大多司法机关一直认为“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故不属消法保护的范围，职业打假人的诉讼也是败诉居多。
几乎每天都要在报纸上读到维权新闻，除了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外，大多数维权事件其实差不多。说实话，我希望找到一个职业打假人——就为一角钱，可以跟强势部门打上N场官司，哪怕最后只得到一句道歉。也许在维权过程中，职业打假人还带有其他目的，但至少，他让身后的千万个消费者明白：“哦，我们的合法权益，原来一直在被侵害”。
职业打假热闹的末路不是因为假冒伪劣已消失，而是因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职能部门和商家的排挤或嫌弃。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综观这些年出来的职业打假人，他们并没有太多超越常人的“火眼金睛”，也没有太高明的检验设备，但他们走到哪里都能“风风光光”，这说明什么？说明很多商场里的假货是明睁眼露地存在，不需要非常专业的技能就能够分辨出来，那么，正常的检查监管渠道在哪里？职业打假人的收入从哪里来、权益如何保护，都存在不可预期的盲点。与其让这些人可以鱼龙混杂地存在，不如更好地在服务民众这个角度上，从制度上为其找一个“出口”。比如对其揪出来的假货像公安悬赏举报人那样适当地奖励，以此来扩展打假监管的运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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