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业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开始，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到2005年，城市失业率就已经从2000年的8．1%下降到了5．2%。”
正在此间举行的第三届诺丁汉大学全球化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EP）年会上，长期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朴之水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朴之水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正处在刘易斯拐点上。受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影响，赡养比率显著增加，中国劳动力供给量将会在2015年左右开始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的上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经济学界认为，该转折点是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朴之水说，中国劳动力市场即将迎来供不应求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中国一直以来填补劳动力短缺的主要来源，农村的潜在劳动力市场规模被夸大了。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习惯于描述说，中国60%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在务农”，朴之水说，“潜在劳动力”市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昔日的农民可能已经做起了小生意，等等。
专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提高薪酬待遇，以吸引农村人进城务工。
“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障碍并不多，对于仍旧留在农村的居民而言，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农村生活。同时，他们很清楚城市的薪酬状况”，朴之水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同样认为，中国工资在未来几年将加速增长。蔡昉上周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劳动人口年龄已经在以每年13．6%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工资在以每年10．2%的速度上涨。
蔡昉表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说明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
朴之水认为，劳动力短缺导致的普通劳动者工资大幅上涨，将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过，专家认为“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并不会使中国企业受到重创，相反，这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
蔡昉认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并且长期快于工资增长，为工资增长预留了空间。当前出现的涨薪潮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续，能够承受，而且可以说是“求之不得”。
“甚至可以允许工资在一定时间内上涨快一些。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蔡昉表示，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
劳动力市场迎来拐点将缓解当下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专家认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科技创新型，中国经济有能力为目前供过于求的大学生提供技术性工作岗位。
“增加生产成本的企业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使企业更加重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培养，而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正是这类劳动者的适合人选，尽管这将迫使大学生们在短期内降低期望薪酬”，朴之水说。
朴之水认为，中国大学生往往期望较高，不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工作，甘愿花费较长时间寻找自己的理想，“大学毕业生们最终还是得降低期望，比如从小公司里的基层职务做起，在公司不断发展的同时提升自我。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不怎么喜欢换工作，但是这样频繁的人员流动刚好能带来更多机遇，并可能惠及整个中国经济”，朴之水说。
劳动力不再无限供应，还将迫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俞肇熊在出席GEP论坛期间表示，中国企业要想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从而让他们使用高级机器来提高产量，“尽管台湾企业规模小，但他们已经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了供应链升级，取得了成功”。
对于日渐式微的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专家认为，只要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劳动力充分转移，人口红利不是宿命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保持和延长，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表示，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开展多种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能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通过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等，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蔡昉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终将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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