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全国5000多家非时政报刊年内将全面展开转企改制。
这就意味着，全国所有的非时政类报刊要脱离事业单位，变身企业。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我们也排过名单，但是按照摸底调查来做的，不作为划分的依据。中央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改革会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来明确”。王国庆表示，一旦文件下来后，被划分为非时政类的报刊将第一批率先转企。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在记者走访的多家报刊社中，也曾有负责人透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几家党政机关报已被划为时政类报刊，但这一信息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
据柳斌杰介绍，目前，全国有非时政类报刊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所有企业法人办的报刊，例如出版集团办报、报业集团办报等；还有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所办的行业报刊。其中，已经改制了1300多家单位。
自2003年我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先后在9个省市21家报刊社进行了改革试点。去年年底全国580家出版社全面转企改制完成后，报刊改制就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如同一个前奏，在柳斌杰公开今年非时政类报刊全面转企消息的前一天，5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属报刊——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挂上了“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牌子，率先宣告“事转企”。
“到目前为止，我没收到任何关于改制的通知，但一看到媒体的报道，我就立马联系了中国新闻出版报，了解他们改制的动向。”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劳动午报》是北京市总工会的机关报，2000年曾走向市场，打造全国第一张午报形式的都市报；由于市场竞争激烈，2009年末又回归机关报。
据柳斌杰介绍，全国有“60%~70%报刊都是亏损的”，它就是其中一家。
作为地方工会机关报，《劳动午报》究竟算时政还是非时政，成了悬在王兆华和所有员工心头的一把矬子，让他们有点不安。
“工人报刊有其特殊性，工会作为党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需要一份有特色的报刊为之服务。”王兆华说，“多年前我们就在探索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不怕市场化，我们在意的是必须保持工会报刊的性质不动摇。”其实，王兆华在意的是能否保持与市总工会的密切关系。
北京市总工会的会员单位是《劳动午报》发行的主要渠道。不仅如此，每年北京市总工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补贴，而报社的盈利则主要用来为员工增加工资。
对于机关报的前景，王兆华认为，“北京市的工会会员职工就有400万，有90万家企业，这个市场足够我们生存。”然而，一旦改制为企业，重归市场，机关报的定位也会随之消失。“脱离了市总工会，也就脱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命脉。”
如果进入市场，《劳动午报》每年的盈利将不再是为员工增加工资，而是支付纸张、印刷和运营成本，另外还需偿还债务。王兆华说，他甚至考虑到改制所带来最坏的可能，包括完全脱离主管主办单位，这样将会非常尴尬。
对于自己属于时政类还是非时政类报刊，很多报纸都曾疑惑。对此，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还得等《中央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
“他们都说等政策，其实报刊改制的政策早就有了，我们就根据这个来改的。”中国汽车报社副社长李春雷拿着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告诉记者。
今年4月，《中国汽车报》终于进入了中宣部已完成改制单位的名单，可以享受企业税收优惠了。李春雷抱怨说，“工商、税务、财政的程序走得太慢了。”根据《规定》，完成转制的企业可以免收企业所得税，执行时间是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从2010年6月30日被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转企，李春雷经历了整个改制过程。先进行资产评估，然后进行工商、税务的事业法人注销和企业注册登记，之后报中宣部批复，进入中宣部的改制单位名单，然后到税务部门办理减免优惠，在社保部门完成所有员工的社保缴纳，整个转企才算完成。走完大部分手续，中国汽车报社用了大半年时间，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环——为转企员工缴纳社保。
“我们早一点走完程序就可以享受3年的减免了，现在可减免的时间只剩下2年了。”李春雷笑着说。在报刊转企方面，由于相关行政部门没有遇到过先例，手续还没理顺，所以中国汽车报社算是率先尝试着走完了整套程序。
而在一年多以前，本刊记者采访作为第一批改制试点报刊的《中国汽车报》时，社保是当时压在报社领导和员工身上最大的难题。（详见2009年本刊第38期《报刊改制攻坚》）
“其实，当时测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国家给予的政策。改制之前从1992年起的社保，国家都‘视同缴纳’，报社只负担、支付改制后的。”据李春雷介绍，改制时，已退休员工的养老金，继续由财政负担，报社只需补齐身份转换后的养老金差额部分。这么算，还省了一部分钱。”如今，40名在职员工转企后，每年的社保只需要上百万元就能解决，李春雷说，这对企业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此外，中国汽车报社采取了企业年金的方式来补贴员工社保带来的落差。“我们保证改制后员工的社保不低于改制前。”李春雷说。目前，中国汽车报社一次性拿出1000多万元作为年金基数，以后每年还会缴纳，作为对员工进行激励和补偿的资金。
对于5年内即将退休的员工，中国汽车报社执行了“提前离岗”的优惠政策。提前离岗员工在退休前的5年内工资照发，退休后享受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待遇。中国汽车报社有6名员工可以享受这一政策。有二三位员工选择以企业员工身份留在单位干完剩下几年。
郭明瑞在中国汽车报社做了30多年的行政工作，完全符合报社的提前离岗条件。“我还有儿子要上学，谁知道几年后那点养老金还够不够用，我这几年还得在报社干，报社在发展，工资也在涨啊！”
李春雷说，他们还是看重报社的发展，未来报社在市场化下会越走越好，转企之后就是成立股份制公司，然后准备上市。
如果说市场化，没有哪家报刊比《北京青年报》更有体会。
2001年5月28日，北青传媒成立，这是一家剥离北京青年报及其他四报广告等经营业务而成立的公司。自此，《北京青年报》正式进入采编和经营“两分开”的阶段。北京青年报社为事业单位，拥有北青传媒63.27%的股份；而北青传媒属于股份制企业，于2004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人为两分开”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在多年的运营中，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兼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对此深有感触。首先，采编和经营作为报纸密不可分的两部分，却被安置于两个独立的公司，相互的沟通和协调非常不便，有时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据理力争，时有摩擦；其次，作为上市公司，不掌控产品生产环节，这让上市公司的价值大打折扣。北青传媒总裁孙伟称之为“没有餐厅的厨房”。
“这次改制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将采编放入上市公司，这样我们就合为一体了。”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兼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告诉记者，改制对他们来讲是一次机会。
北京青年报社作为事业单位，有500名事业编制员工，但转企的养老保险都不成问题。因为，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开始，作为自收自支的经营报刊，北京青年报社开始为员工统一缴纳社保，而2003年以前的社保，北京市财政都视同交纳。对于绝大多数自收自支的报刊来讲，这一步已经提前完成。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改制并不是很难，如果政策允许的话，我们只需要将采编直接放入北青传媒，变成一个部门，就完成合体了。”张延平说。合体后，困扰北京青年报社多年的关联交易问题也随之解决。（详见2009年本刊第38期《报刊改制攻坚》）
“如果北青报完成采编经营两合一，那么将成为内地第一家整体上市的综合类报刊企业。”张延平说。
与《中国汽车报》、《北京青年报》不同，谈到改制，很多报社的领导笑不出来。一位社团机关报的老总说，离开了主管主办单位的资金和资源，自己在市场上没有活路。
媒体将新闻出版总署下属报刊《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了改制的表率，实际上，这家报纸也充满了困惑。“我们也就是走了第一步，注册为企业，内部的人员身份转化等还在等政策。”《中国新闻出版报》社长姜军说。据了解，报社内部改制的具体工作尚未启动，困难重重。作为出版行业的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主要依靠财政资金给予支持，而自身的收入只够支付员工工资等成本的部分支出，如果进入市场，则意味着财政“断奶”。
某报刊负责人告诉记者，脱离了事业单位身份后，存活是行业报刊最大的挑战。许多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很难拿出太多的资金来养活亏损的报刊。
报刊改制转企后仍然归属于上级主管主办单位。但柳斌杰表示，改制后，报刊的主办单位要大批减少。
然而，有些报刊即使转为了企业，依然可以依附于主管主办单位，前提是主管主办单位具备足够的财力和支持。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坦言，如果未来保留报社与主管主办单位的隶属关系，北京市总工会将成为出资方，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劳动午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竞报》就是一个“死不掉”的例子。2004年，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共同投资7000多万，打造了《竞报》。一出生，《竞报》就是股份制企业，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
《竞报》已经连续亏损了五六年，仅2006年亏损就达数千万元，后续的经营也未曾完全填补亏空，作为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委宣传部每年都要拿出一笔资金来扶持这张报纸的运作。2009年5月，《竞报》由日报改为周报，将人员缩减至50人，由同样隶属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下称“京报集团”）的北京晨报社社长刘顺发兼任社长，如今这张报纸只剩下30人，所有的印刷和发行由晨报兼着做，但京报集团对这张报纸依然不愿放手。
“留着这个刊号也有用，现在这个刊号的价值已经涨到几百万了。”一位京报集团的高层向记者坦言。如果放弃《竞报》，就相当于让别人白白地拿走了一张报纸，集团也不会同意。
刘顺发向记者坦言，如果要对这张报纸进行破产处理的话，也是困难重重。据了解，《竞报》在多年的亏损运营中累计了大量债务，包括纸张、印刷等欠账，一旦破产，一方面债权人不答应，另一方面，如何跟上海文广传媒和北京青年报社两大股东单位协调则是另一个麻烦。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们一直倡导政企分离，但如果我们转企后，我们的上级单位还是事业单位，这不是政企不分吗？”劳动午报社社长助理雷雪疑惑地表示。主管主办单位能够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然而如何面对事业单位办企业的弊端。对此，北青报社社长张延平开玩笑说，“或许将来会出现一个和管国有银行的金融工委类似的单位，专门来管国有报刊企业。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也有报刊选择了退出。2009年，《中华新闻报》停刊，部分人员进行了分流，部分安置在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记者协会及下属单位。这是首家倒闭的中央级新闻报纸。据了解，自2009年以来，全国已有12家报刊停办、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