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招标方式采购的，都必须编写“标书”，阐明需要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性质，向供应商通报招标程序将依据的规则和程序、商务资格和技术规格、评标的标准和方法、授标的条件等内容。倘若对“标书”的内容只响应了一部分或未能全部响应，投标供应商将承担被废标的风险。
由于“标书”在整个采购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凡是实施公共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在其法律中对“标书”的内容进行详细规范，以明确采、供双方的权利义务。然而，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却没有一个条款规定“标书”所应具备的内容。《招标投标法》虽有规定，但也是非常笼统。由此，“标书”为采购人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合法”地赚取纳税人的钱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
不论是我国的《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都没有明确规定采购对象所应具备的技术要求。实践中，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撰写“标书”时或多或少对某一注册商标的品牌情有独钟，在汽车、IT、医疗器械等货物的政府采购领域里表现得特别突出。对此，我们往往援引禁止歧视条款来提出质疑。然而有些隐形的倾向，非专业人士往往是难以判别的。为此，立法机关非常有必要借鉴国际惯例。
WTO《政府采购协议》对采购对象的技术要求是这样规定的：拟订、采纳或适用说明所购产品特征的技术要求，诸如质量、性能、安全度、试验及试验办法、符号、术语、包装、商标及标签，采购实体规定的合格证明要求，既不得故意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也不得在实际上给国际贸易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如果合适的话，采购实体规定的技术要求：应是性能方面而不是设计方面的;应以国际标准、国家技术规定或公认的国家标准为依据。除非无法准确、清楚地说明采购要求，或有“相当于”这类措辞，否则不应要求或提及商标或名称、专利权、设计或型号、具体的原产地或生产者。对于“标书”采购对象的技术要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在其1994年第27届年会上通过的《货物、工程及服务的采购的示范法》也有类似的大篇幅描述。可见，法律对采购权力进行相应的严格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实践中的“标书”参差不齐、五花八门，不论是什么样级别的采购人，也不管是多大的招标公司，尽管标书制作得非常规范和精致，但其内容无一例外地都带有强制性交易条款。例如，北京一家“中”字头的招标公司，在其“标书”中规定：“采购人有权取消本次采购，对受影响的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无义务向受到影响的供应商解释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供应商必须承担由于参与本次采购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又如，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财政部案件：国家发改委的合作伙伴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代理采购人的“标书”中规定，采购代理费和中标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如不能在“标书”规定时间支付，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笔者认为，由于供应商没有委托招标公司进行代理，采购代理费应该由委托人来支付，中标服务费同样也是采购代理费，也必须由采购人支付。巧立名目设立的两项费用分别向中标供应商收取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标书习惯上都是由通用和专用两部分组成，通用部分有固定的格式，包括“标书”的必备条款，专用部分就是指本次招标采购对象所应具备的技术要求条款。我们的招标公司一般都备有标书的电子文档，稍加修改就可打印出来使用。故一份标书虽然很厚，但其成本价最多也就20余元，然而到了招标公司的手中，其售价就可以高达数千元。每当政府采购的招标信息在媒体上一公布，招标公司的“标书”一夜之间很快便成了“洛阳纸贵”的抢手货。如前不久发生的全国首例政府采购行政诉讼案，国家发改委的代理机构中国远东国际贸易总公司向投标供应商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标书价格就是每份人民币2000元。同样，原告也是以相同的价格向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标书”的。近两年，标书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例如，2004年5月，深圳宝安区一家建设单位在一起市政道路工程招标中，每套“标书”卖到6000元至8000元不等的高价，296家施工单位参与了本次工程采购的投标，招标公司仅发售标书就收取了194.2万元，后经查处，建设单位退还146.8万元非法所得。值得一提的是，非营利为目的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所售的标书价格较低，50元、几百元的都有，有些政府采购中心是免费向供应商提供纸质或电子版的标书。
总之，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标书”的冰山一角，现行的“标书”缺乏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统一范本，采、供双方在采购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还需要立法予以明确规范。从而使招标文件能够真正成为整个政府采购活动的行动指南，以增强采购程序透明度，以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