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街21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独例。2003年，《青岛晚报》报道了当地村民于高利的案件。1998年因挂靠的公司未履行法院的还款判决，于高利营运的小客车被查封，他多次要求法院、挂靠的公司出面协调，均被拒。 半年之后，客车被作价过户抵顶欠款。此后他踏上了漫漫诉讼路，5年零四个月，历经“三上三下”十余次开庭，这个寻常的民事案件才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因官司，于高利的经济也陷入困境，原来的小康之家变得一贫如洗，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于高利也精神失常……一个官司，毁了一个家。
赢了官司--结局还是开始？期间的损失、之后的执行难……又有谁能为这份“焦灼”埋单？
一间17平方米的房屋，一个并不复杂的确权纠纷，却打了整整6年官司，经历了7次裁判，而现在当事人尚文玉夫妇仍在申诉--他们想不通，住了25年的房子怎么突然就被“抢”走了。
尚文玉，马彩英夫妇称，早在1979年，因友人金福昌母亲生病，金福昌及其胞弟金文昌主动来找到他们协商，将金福昌所有的一间17平方米的小房子卖给他们帮金家救急。双方按当时的行情，签下《杜房契约》。
记者看到这份用毛笔书写的发黄的契约，大意是：金福昌私有座落崇仁街21号门牌后院正房底层一间，计壹拾柒平方米，情愿杜卖与尚文玉同志，双方议定价值为人民币500元正，此系双方情愿，其中并无他情。最后还有双方以及“中正人”的签名和手印。
1979年11月15日付款，金福昌出具收条，尚文玉自愿多给付250元，故收条中买房款是750元。随后，尚文玉夫妇搬进房内居住，直至2004年，昆明市政大改造，该片区被划入改造地段，由昆明赛伦房地产开发顺城项目，顺城王府井片区成为昆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地价飞升。17平方米的小小房屋，将获得超过百万的拆迁补偿。此时，金福昌却要求收回房产。并将尚文玉夫妇告上法庭。
2004年，五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针对尚文玉所持的《杜房契约》，收条上的出卖人，收款人签字等证据，金福昌一口否认，不承认上面的签字是出自自己之手。而金文昌出庭作出这样的陈述：1979年母亲生病，涉案房子，当时由自己居住，自己收入微薄，家庭负担较重，为给母亲看病拿药，自己瞒着家人将房卖给尚文玉，杜房契约是自己签的，卖房的钱也被用来给母亲看病了。
1986年，昆明市房产局连同其它几间房，给金福昌核发了诉争房屋的房产证。尚文玉有异议，1991年房产证被注销。2004年，昆明市房屋交易产权管理处作出说明：该房屋的产权归属应由当事各方协商或诉请法院裁定。
2004年12月，五华法院作出裁定，崇仁街21号房屋的产权向题仍在行政确权程序中，驳回金福昌要求确权的诉讼请求。金福昌不服，上诉到昆明中院，中院驳回上诉。
金福昌随后以同样的案由再次起诉，五华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系财产权属引起的诉讼纠纷。尚文玉夫妇因未举证证明所持《杜房契约》为金福昌授权其弟金文昌所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契约无效。判决房屋为金福昌所有。
尚文玉，马彩英不服，上诉至昆明中院。这期间，金文昌去世。昆明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讼争房屋已因城市拆迁改造而被拆除，故对金福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撤销了五华法院判决，驳回金福昌的诉请。
2008年6月，尚文玉夫妇向省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提出此案重复违规审理。2009年，省高院裁定：不属重复审理，驳回尚文玉夫妇的再审申请。
此案的一个争议点就是，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尚文玉夫妇认为，房子已买来并居住了25年，金福昌家一直知道他们在房子里居住，却从未提出过异议和诉讼。因此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对此，云南省高院解释：金福昌1986年2月登记注册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至2004年6月房产管理部门又进行登记公告后，当事人对房屋产权提出异议，2004年7月房屋被拆除，2005年金福昌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2年诉讼时效。
此外，尚文玉夫妇认为《杜房契约》上的字是不是金福昌所签，法院从未对笔记进行鉴定。听金福昌空口说说就“故意偏袒、枉法裁判”。
尚文玉夫妇还向省高院提交了举报书，质疑为何该案多次审理，竟然是同一法庭，同一法官，同一案件，作出的结论也相同。他们表示，五华法院民二庭法官彭某涉嫌徇私舞弊。2005年，金福昌要求确认讼争房屋所有权属归其所有，彭某就主持审判，作出有利于金的判决，后被驳回。金福昌再次起诉，要求确认房屋的拆迁补偿权属，彭某继续担任审判长，又作出对金有利的判决。他们认为，法院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受理原则，法官违反了“回避”原则。
省高院将举报材料转到了五华法院。今年5月11日，五华法院作出《纪检监察信访投诉回复函》回应：经调查，彭某审理的两个案件，原告均为同一人，但诉讼请求不一样，两个案子是由法院立案庭审查后分别予以立案，并由民二庭审理。目前未发现彭某及合议庭人员有依法应当回避的情形，也未发现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党纪政纪和审判纪律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