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某县国税局稽查人员在对A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该公司2003年8月份从B市C公司取得的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有虚开的嫌疑，稽查人员通过金税工程协查系统向B市发函，得到证实，确认属于虚开，并取得纸质的证明资料。随后，稽查人员进一步检查，发现该公司上一年度也有4份从C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对这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进项税额25万元不予抵扣，并在履行相应告知和听证程序后，对A公司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处罚款12．5万元。判决
A公司不服，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县国税局只能对A公司2003年8月份从B市C公司取得的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出处理(固有证据定为虚开)，而另外4张从C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证据证实为虚开，不宜处罚。于是，法院判决撤销县国税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并要求县国税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县国税局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经中级人民法院许可，县国税局对A公司另外4份从C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开展调查，并取得证据，证明也属于虚开。据此，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上诉人(县国税局)的处罚决定。法理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二审判决有误，理由如下：
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是应尽的责任。《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的责任。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向人民法院要求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向法院提交能证明自己主张的所有证据，也就是说，证据是当事人主张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依据。同时，举证时间有限制，当事人应当在举证娜良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中，县国税局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证据i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规定，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材料、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有效，作为定案的证据须经法庭审查核实。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初审法院认为上年度另外4张从C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证据定为虚开，以此为由判决撤销县国税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并要求县国税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但是，在随后的二审程序中，二审法院要求被告自行收集证据，与法理相悖。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但该法第三十三条还明确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所以，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要求被告自行收集证据，这与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因此，在诉讼过程(本案已进入二审阶段)中，县国税局显然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证据不再成为“秘密武器”。过去，当事人证据掌握的多少，能否在庭审时提供让对方措手不及的证据，成了能否在诉讼中取胜的关键，因此一些当事人总是将收集到的证据藏着掖着，搞突然袭击。这样，不但破坏了庭审中双方当事入的公平对抗，也容易引发滥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中向法院提交一审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审判决的依据。这一规定告诉人们，在诉讼过程中证据不再成为“秘密武器”，从而更有利于庭审中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中县国税局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在一审中没有提交的新证据，据此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是错误的。
（《中国税务报》2003年1月21日作者：陈必福、黄德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