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新形势来看，在10月初娃哈哈首次表示对收购三鹿感兴趣之后，没了下文，仅仅是派去一名部长接触过几次，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炒作。位于黑龙江的完达山似乎有意借机扩大自己的乳业版图。完达山董事长李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一直在忙（收购）这个事，但没什么进展”。相比前段时间他做客央视“对话”时“绝不放弃这次机会”的强势宣言，这个表态似乎并不乐观。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三元，政府的意志将主导整个事件的发展。”有消息人士透露，现阶段三元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三鹿的并购上，双方已经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北京地区已经不能满足三元的发展，而北京市政府也很想扶持本地乳业企业，加上北京离河北不远，三鹿的渠道和市场都是三元所需要的。
二线品牌的三元将如何上演收购三鹿的“蛇吞象”大戏？资金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元目前总市值约为35亿元。根据10月29日三元公布的三季报，1至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1万余元，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9536万元。而三鹿截至2007年底的总资产16.19亿元，总负债3.95亿元，净资产12.24亿元，当年的销售收入为100亿元。
专家认为，虽然目前三鹿资产已大幅“缩水”，但三元股份还缺乏整体收购三鹿集团的实力。三元只愿意收购部分优质资产，而三鹿打算将所有资产打包给三元，这还需要双方进一步沟通和政府的指导。
另外，三鹿集团当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明确，三鹿的参股企业、控股企业以后的走向、加上还有几家潜在的收购方对于三元来说，都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即使是三元成功并购三鹿，但对于以前主要市场在北京的三元来说，怎样很好利用三鹿在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么多地区的奶源和市场一下子集中起来，三元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分销能力将接受考验。
“善后”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人士坦言，“善后”问题是收购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企业所造成的后果由政府来买单不符合经济规律，政府只能发挥协调沟通的作用。目前已有消费者向三鹿进行索赔，三鹿须赔偿多少尚无定数。另据三鹿的计算，此次召回的奶粉总量超过1000吨，涉及退赔金额约在7亿元以上。
系国内首起集中诉三鹿集团的索赔案例，共计索赔130多万元
昨天，来自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区的9名受害患儿家属，同时将9份起诉三鹿的诉状递交至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法院，共计索赔130多万元。据悉，这是国内首起消费者以集中递交起诉书的方式起诉三鹿集团的索赔案例。
昨天，在德衡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4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9名患儿的家长特地从打工地北京、天津以及各自家乡赴石家庄。据该律所季成律师透露，9名受害儿童都是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而出现尿血、泌尿系统结石等症状而先后入院治疗，至今有6名儿童尚未出院。
九名患儿中，欣欣（化名）是最早被诊断出肾结石的孩子。1岁多的欣欣（化名）家住河北遵化，一直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今年7月份，欣欣的父母觉得孩子不大正常就来到当地县医院治疗，当时就被诊断出有尿血、肾结石等症状。随后欣欣父母带着他住进了天津一家医院，在病情仍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转入北京市儿童医院。经过系统治疗，于10月份才顺利出院。
据悉，目前9名受害患儿的父母都完整保存了服用三鹿婴幼儿奶粉的购物证明、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等证据。每名患儿的索赔金额在14万至16万元之间。“危害程度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住院时间也不同，还有陪护、误工等损失也不同，所以索赔金额各自有所差异。”代理律师季成表示。
目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接受了起诉材料，但没有给予明确答复。9名受害患儿家长及其代理律师正在等待法院的受理。
据律师介绍，患儿的律师费及诉讼费等费用均由“德衡未成年人保护基金”代为垫付。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每年世界各地都要发生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奶制品安全事件有：2000年日本最大奶制品企业雪印公司特大污染事件，2002年丹麦产荷兰“多美滋”奶粉受微小金属颗粒和润滑油污染事件，2002年美国雅培婴儿奶粉事件，2005年的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标事件，2006年美国Gentilease婴儿奶粉含金属颗粒超标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等。此外死亡200人以上的食品安全事故有：1900年，英国曼彻斯特市民由于饮用含砷啤酒造成中毒，1000人死亡；1981年西班牙菜籽油食物中毒案致残2.5万人，死亡600人；1971年伊拉克误将浸泡农药的玉米、小麦种子食用，造成甲基汞中毒8万人，8000人死亡等。可见解决食品安全事件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政府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做出一系列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治疗费用由同级财政预拨垫支，中央财政对确有困难的予以适当支持。这一系列措施对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引来不少争议。
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国家是否应该为三鹿公司的侵权行为埋单。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3条，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因此，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中，患者的治疗检查费用应该由生产商与经销商承担。国家垫付治疗检查费用之后，取得了代位求偿权，可以向有关责任企业追偿。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9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责成各有关认证认可机关，依法撤销三鹿公司及其产品相关认证认可证书，吊销出口食品卫生注册资格。这样，一旦三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及患者治疗检查费用，实质上就成为国家为三鹿公司的侵权行为埋单。
国家为婴幼儿奶粉患者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后，取得了请求责任企业承担偿还其垫付治疗检查费用的代位权，但患者仍然拥有要求责任企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其它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赔偿的权利。国家和患者作为责任企业的债权人，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三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时，只能按债权比例进行清偿。这样国家实质承担了患者的部分精神损害赔偿与间接损失赔偿，突破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只承担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而不承担间接经济损失赔偿；只承担经济损失的赔偿，而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与消极的不作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的规定。
笔者认为，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婴幼儿患者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并无不妥。因为第一，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涉及面之广，受害人达4.5万人之多，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救人，挽救婴幼儿的生命，其次才是追究责任企业与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在如此紧急状态下，国家立即启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就是为争分夺秒挽救婴幼儿患者的生命创造了必要条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完全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事实上，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政府垫付或承担相关费用已经成为国际惯例。
俄罗斯1994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居民和领土免受自然或人为灾害法，对于在俄生活的各国公民、无国籍人提供免受自然与人为灾害影响的法律保护。如果外国人在俄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毒需要及时抢救治疗，所需一切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第二，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确保其及时得到有效治疗，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有时政府不得不综合分析考虑就业、税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除了加强对责任企业的监管，对其作出处罚之外，还应对其采取拯救措施，以避免其破产，承担受害人的部分治疗与困难补助等费用。这在国际实践中也不乏先例。
在美国，由于有健全的健康保险制度，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所需治疗费用首先由保险公司垫付，然后向责任企业追偿。责任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国家承担。而且，受害人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生活及其它方面困难的，还可以向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申请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