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广东企业今年上半年向俄罗斯一家大型企业分批出口了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家电产品后,直到约定的付款时间结束,这笔货款始终没有到账。作为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的投保客户,这家广东企业随即将此事向孙嫦婵的部门进行了全面通报。
如果不能尽快为客户挽回货款,这笔损失将由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承担。孙嫦婵与另外4名同事马上全员跟进此事,从7月份开始,客户情况调查、追债风险评估、追债实施方式,一份份资料在他们的电脑里被不断补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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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对俄罗斯企业进行调查时,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让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俄罗斯企业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其业务扩张过快,导致了当地多家竞争对手的不满,并以其可能存在偷漏税款为由向当地政府举报。当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与对方取得联系时,其账户正处于政府部门的严格监控之下,几乎没有流动资金可以调出还款。而更麻烦的是,为了渡过难关,对方正在设立新公司,原来的“壳”已进入破产解体阶段。而其一旦完成破产手续,广东这家家电企业追回货款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为随时掌握对方情况,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安排专人到俄罗斯当地常驻进行债务追讨。通过深入调查,孙嫦婵和同事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尽管这家俄罗斯企业正处于破产解体中,但它“变身”后的新公司仍然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正计划在全球市场拓展业务。于是,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警告对方,如果不按照合约向广东企业付款,就会将其这一“劣迹”通报给各国信用保险机构和国内的投保企业,并且还将停止向它授予进口产品的赊销信用额度——对外国公司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它将失去全世界信用保险机构的信任,而且还将被中国企业视为高风险客户。
两个月后,这家俄罗斯企业“爽快”地向广东企业支付了欠款,甚至还主动交清了高额的货物滞港费。孙嫦婵说,对于类似的国外大型企业,只要找到它们的软肋,有针对性地施加压力,“追回货款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
据介绍,有故意拖欠货款、赖账等不良记录的国外买家会被中国信保列入“关注企业”名单,投保客户可以通过该名单事先筛选掉这些“危险分子”。孙嫦婵说,“今年以来,因拖欠中国企业货款而新增的被‘关注’买家已经超过2000家”,而被中国信保“关注”过的海外买家数量已经超过10000家。
在广东省,多数规模型的出口企业都是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的客户,这其中包括了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海信科龙、TCL、中钢广东等众多大中型企业。为了规避海外商债导致的风险,这些企业大多会在产品出口前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具体的收费标准需要根据出口地区的信用级别以及买家的支付方式而定,大多在出口额的千分之一以内)。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今年新收到的企业上报的海外商债金额已超过6000万美元,这一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以上。而这仅仅是该公司通过自有客户上报的信息统计到的数据,“没人能知道广东企业海外商债的确切金额。”大量中小型企业往往因为成本、手续等方面的顾虑,而不愿为自己的出口交易业务投保。
孙嫦婵说,公司的客户几乎“无一幸免”地都曾经有过海外商账。“现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很不好,国外市场的不可控因素明显增多,这让广东出口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交易风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她现在每天都会收到一两起客户货款被拖欠的通报。
在接到中国企业的海外商账追收申请后,这些机构通常会结合买卖双方的商债产生原因、欠债公司资信资产状况、交易资料是否齐全、账龄长短、金额大小等原因决定是否受理这一业务,如果认为可行,将向企业提供一份详细的追收方案和服务报价,在与企业达成共识并签署正式合同后,就调动其在海外对应国家的合作机构开展追收工作,通过商业谈判乃至法律诉讼等各种手段向买家施加压力,以此为国内企业追讨债款。在追债期间,还会定期与委托人沟通案件情况并提供案件进展报告。
通常情况下,这些机构都按照“不成功、不收费”的模式为企业提供追债服务。根据这一模式,只要认为委托企业的海外商债有足够大的追回几率,他们将事先垫付追债过程中的绝大多数开支。如果债款最终成功追回,企业大致需要向对方支付20%——30%的服务费。当然,这并非固定不变的标准,具体的收费金额往往会视商债的追讨难易程度事先与委托企业商定。
除了中国信保这样的海外追债“国家队”,海外商账市场的庞大,同样也带火了以追债为主要业务的各类商业服务类公司的兴起。
两年前,当一家总部位于荷兰、名为“国际追债联盟”的组织主动与北京中经律师事务所联系上之后,后者的业务范围就增加了海外商债追收这一分支。作为该律师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罗洪目前是这一业务的负责人。目前,中经律师事务所接受债务金额在5万美元以上的追讨业务,大致收取占讨回债款30%——35%的服务费。而与之合作的国外合作机构会得到其中的大部分,“他们在前方的付出更多,也应该得到更多。”
“国际追债联盟”这个名字看起来很有噱头的组织,其实同样也是一个由遍布全球的大量追债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成员组成的业务共同体,他们相互配合起来开展追债业务,并按照业务投入的力度大小获取一定比例的分成。
“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并及早动手,其实跨国追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罗洪说。
不久前,罗洪经手了一个广东某服装企业的追债业务。这家企业在向美国客户发出了一批8万美元的服装后,后者不仅迟迟不愿支付货款,甚至还以此要挟中国企业继续供货。 “我们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了解到美国客户的经营情况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糟糕后,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罗洪在美国的合作机构在告知对方继续拖欠货款会面临的信用和法律风险后,那名美国客户一周后就付清了欠款。
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互联网上去寻找如何追收海外商账的答案,北京清华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费鸣,现在甚至已经在Google网站上打起了业务广告。最近,他正联合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处理一桩广州某贸易公司被客户拖欠50万美元货物运费的案子,“下个月就会在纽约正式起诉债务人。”费鸣接触过的那些故意拖欠货款的外国公司往往“很乐意耗时间”,因为时间越长对它越有利。对于这样的公司,费鸣表示,他跟国外合作机构的态度很一致,“准备好证据,法院见。”
在得知《南都周刊》关于中国企业海外商账的报道计划后,一家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律师事务所也表现出极大热情。
“对那些被6000英里宽的太平洋隔开的债务,美国律师知道怎样去最大限度保护中国委托人的利益。”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副主席吉姆·唐科里迪(Jim Tancredi)信誓旦旦地表示。
另一名合伙人Jamilia Wang称,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有一群精通中文的律师”(Jamilia Wang就是其中之一,她甚至有自己的中文名字“王茉莉”)。她介绍,上海某大型设备制造商被卷入美国客户因为破产而产生的债务纠纷中,作为上海这家公司的代表,他们最近通过法律诉讼为其讨回了债款。
“对付坏蛋,法律才是最好的武器。”Jamilia Wang相信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客户,“随着全球经济的恶化,美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破产案例,中国企业难免会卷入其中。”她最近注意到美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关于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这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破产讨论,“它们的财务状况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势必会导致债务危机,而那些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就难会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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