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因涉嫌受贿，已被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多日。据称，郭京毅在商务部任职20余年，一直参与和负责外资法律、投资法律的制定及修改。如果涉嫌罪名查证属实，这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过程中的官员受贿案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
郭京毅的落马是否与参与制定法规时受贿有关，有待权威部门的结论公布。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不革除封闭式“部门立法”之弊，就存在着法规制定者与腐败相关联的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立法在法律总体规模和数量方面占有绝对比例。不仅如此，即使是全国人大保留的立法方面，提出项目、拟订草案等“法律形成胚胎”过程，往往也由行政部门主导完成。这样一来，基于行政机关的性质和工作习惯，其立法过程难免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立法应有的广泛征求民意、利益各方反复博弈等内在要求，难以获得充分展开的机会和空间，既造成草案内容封闭性，也导致近年来广受诟病的部门利益法制化。而在部门利益法制化过程中，实际操作者的个人不法利益也容易“暗渡陈仓”。
法律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布局，立法无非是对利益布局作出安排和调整。随着法治成为社会的主要规则，各方基于立法进行台前幕后的角逐，将变得越来越常见。通过正当的手段、正当的运作，使己方的既得和未来利益固化在法律文本中，难免成为牵动各方利害关系的社会常态。
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立法草案“一般公开”，让民众可以及时参与到立法程序中来，无疑大大加强了立法的民主性。
因此，扭转封闭性部门立法之弊，必须遵从立法特有规律，使制定法律这项结晶民意的公共决策过程，回归民意机关的旗下，达到立法者保持相对超然、立法过程开放兼容、立法结果公平公正。为此，一方面，必须突出全国人大的立法职能，使集中精力地制定、修改、完善和充实好法律，作为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提出立法项目、编制立法规划、拟订法律草案、征求社会意见等，应由全国人大基于法律体系和社会现状的需求，作出统筹安排。
在立法技术上，法律文本的具体内容，应当尽可能详尽，最大限度减少授权立法，避免上位法律“只定原则、大而无当”，致使具体权利义务的实质设定权向下沉积到行政部门手中。同时，在立法方式上，不论立法主导者身在何种机构，既然从事立法，就都必须服从立法特有规律，从提出立法项目建议开始，全程听取公众和专家意见，使法案的各利害攸关方能够通过稳定、正常的渠道和平台，得以公开、透明、充分地表达声音和利益关切，并于彼此之间展开正大光明的博弈，使法律这一具有最强公共属性的事物，能够真正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保障民利的公共产品。这样，亦有助于避免立法腐败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