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内国外，独立性都是分析师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美国，为了防止内幕交易，监管机构规定各大投行应在投行、经纪和研究部门之间设置杜绝信息交往的“中国墙”(Chinese wall)。不过在实际运作中，分析师还是难以完全回避来自公司业务层面的干扰，与国内不同的是，华尔街分析师的干扰主要来自投行部门。
在华尔街投行的收入中，经纪部门的佣金收入过去一直占很大比例，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电子交易系统(ECN)的兴起，佣金收入占比逐渐萎缩，承销等业务收入变成投行主要的收入来源。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显示，1972年，经纪部门的佣金收入占各大投行收入的比例高达53%，到1987年已经降到18%，2001年更降到14%。为争取投行业务收入，研究部门只好屈从于业务人员，推荐自家投行即将承销的股票或者即将增发的公司，这种妥协最终也将扼杀研究部门的独立性，使他们无法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分析师的独立性同样受到考验。本世纪开始，华尔街投行不断推出创意百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各种CDS(信用违约交换)以及MBS(抵押贷款证券化)像雪球一样把金融杠杆越拉越长。众多分析师也开始“不务正业”地参与推广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并以创新为借口，漠视系统风险。由于华尔街以业绩为年终奖金的主要考核条件，分析师更有激情参与各种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推广，以从中获得高额收入。因此，虽然此次危机更大程度上是投行管理层的贪婪所致，作为帮凶的华尔街分析师同样难辞其咎。当然，危机也使这些投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危机之前，《Institutional Investor》(《机构投资者》，I.I。)的最佳投行排名中，前五名都是清一色的美国本土投行：雷曼兄弟、贝尔斯登、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美林证券。而近两年的排名中，2003-2007年一直居总分第一的雷曼兄弟永久消失了，来自英国的巴克莱资本连续以总分第一成为最佳投行(表1)。摩根大通捍卫了美国本土投行的颜面，保住了第二的排名。
研究机构Zacks在2005年的调查更显示，被华尔街分析师列为卖出评级的股票在2004年大约上涨了36%，表现反而好于被列为买进评级的股票，这类股票仅获得25%的上涨幅度。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这种结论无疑会使分析师名誉扫地。
当然，华尔街也并非到处充满了阴暗面，华尔街分析师得到了来自学术界的声援。四位来自不同美国高校的教授根据分析师评出的最优股票和最差股票设置投资组合，依据与Zacks不同的模型，得出1986-1999年间最优评级的股票组合年均回报率高达20.5%、同期最差评级的股票组合年均回报率仅为3.3%的结论，证明了华尔街分析师并没有彻底地把职业操守出卖给上市公司。
在国内市场，近年曝光了个别券商分析师为私人客户进行理财的案例，如果存在这样的利益冲突，研究的独立性根本无法保证，尤其是在违规成本极其低廉的情况下，靠分析师本身的职业操守来束缚个人贪婪只会引来越来越多的效仿者。同时，华尔街分析师迫于压力避免对相关公司作出负面评级的情况在国内也会上演。在公司利益面前，分析师要独善其身，坚持研究的独立性无疑存在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