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这种路径，在立法论的层面观察，我国民法典是否规定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属于立法政策。采取肯定的态度，有上述第一种思路所列理由的支撑，可资赞同；规定不动产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按照上述第三种思路和下文提出的方案解决问题，也是上策。
问题在于，民法典能否规定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尚难断言，民法典何时生效亦未可知，实务中存在的系争案件则亟待处理，就此点而言，立法论远水不解近渴，需要采取解释论解决此类纠纷。采纳第一种思路在解释论上面临着以下难点：其一，探究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的立法目的，究竟是采取客观解释论还是主观解释论？如果采取主观解释论，结论是不动产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其原因在于，制定民法通则之时，立法者没有意识到不动产出资义务与诉讼时效的关系，无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计划。只有采取客观解释论，基于今日的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的需要，公司法理论的支撑，认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应当”包含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意图，立法者若在现在制定民法通则一定持有此种立法目的。这两种解释方法各有所据，具体到每个法律解释者，具体到个案的处理，究竟采取哪种方法，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趋向。谁敢担保每位主审法官都具有以客观论解释和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的价值趋向？其二，认定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必须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每位主审法官都愿意并且敢于运用目的性限缩的方法解释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判决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吗？这仍然是个未知数。其三，金钱、动产的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尚未见到反对意见。同是一个出资人，他不履行金钱、动产的出资义务时适用诉讼时效，他不履行不动产出资义务时则不适用诉讼时效，这显然违反了相似的事务相同处理的正义理念。只有在具有充分、坚强、重大的理由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如此设置及解释法律规范，否则，应当奉行相似的事务相同处理的原则，对金钱、动产、不动产的出资义务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一视同仁，都持肯定的态度。其四，正因上述原因，以解释论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条文，可能出现有的判决认定不动产出资义务不适用诉讼时效，而另外的判决却认定不动产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呈现出不安全性。
２．第二种思路存在着误解。不动产物权及其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以权利人是物权人和义务人负担物上义务为前提，在权利人不是物权人、义务人未负物上义务的情况下，谈不上不动产物权及其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外合资经营合同规定的出资义务，即使是出资房屋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物权的义务，在法律性质上也属于债务，而非物上义务。这样，无论是其他出资人，还是合资企业，请求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都不是在行使物上请求权，而是在行使债权。既然如此，通过不动产物权及其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途径，解决不了不动产出资义务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３．相对而言，第三种思路比较可取。其道理在于，其一，判定不动产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可以直接援引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等规定，几乎不存在法律上及理论上的障碍。其二，出资人不履行不动产出资义务，就不享有相应的被选举权、选举权、股利分配请求权等，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乃至公司法的精神，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理。其三，如此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法官无错案追究的压力，容易做到。
应当指出，采取第三种思路确定出资义务适用诉讼时效，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其一，出资人的不动产出资义务即使罹于诉讼时效，该义务本身仍然存在，只要其他出资人不解除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不主张终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出资人愿意抛弃时效利益，继续出资，就应当允许。其二，出资人不履行不动产出资义务，已经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产生了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同样适用于诉讼时效，即，如果自该违约责任成立之日起超过２年，其他出资人未请求不履行出资义务者承担此类违约责任，不履行出资义务者可以援引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有权拒绝支付违约金或者拒绝赔偿损失，除非他放弃时效利益。其三，在不履行出资义务者援引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拒绝履行不动产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致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遭受损失，有时可能难以正常经营，甚至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这等于其他出资人遭受了损失，乃至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目的落空。这些守约的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的方法之一是，赋予守约的出资人解除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的权利。此种解除权，也叫终止权，属于形成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另有自己的除斥期间。此种解除权，可有两类：一类是基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规定而产生的，或者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成立而当然存在的法定解除权；另一类是基于出资人援引不动产出资义务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拒绝出资的事由而当然产生的。第一类解除权及其行使在现行法上不存在障碍，但时常因超过除斥期间而消失。第二类解除权在现行法上尚无明文规定，如果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也未约定，则必须通过解释论的途径，认定守约的出资人享有此类解除权。其四，出资人援引上述抗辩，是就出资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言的，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是两回事，对抗不了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交易的善意相对人。
最后说明，上述结论虽然是以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为讨论背景而得出的，但因不动产出资义务在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合伙合同、联营合同中没有本质的不同，只存在着个别表述上的微弱的差异，所以，上述结论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就公司法的有关知识和表述我咨询了施天涛教授，第三种思路由博士生李昊在讨论课上提出，对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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