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的规定过于原则。依据该条规定，表见代理只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可成立，即“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可见，对“有理由”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成了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关键。 但是，“有理由”这三个字的内涵非常模糊，不仅民法理论上存在较大的争论与分歧，司法实践中也缺少科学统一的认定标准，造成具体理解运用的混乱。本文将就此分析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按照学术界的通说，表见代理的构成要求行为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善意无过失”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明确的概念，在理论和实务界也都有相对统一的理解。然而在立法上，合同法并未确定交易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而为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有理由”的标准如何把握？由于“有理由”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其可被理解为第三人主观上的“善意”，也可被理解为仅指第三人所处的某种客观情势，这样就给解释带来混乱，又使第三人在主张表见代理时拥有极其宽阔的选择余地，明显置本人于不利。不利于协调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平衡。
（二），能否从“有理由”这个概念，推导出被代理人的 “善意且无过失”？也即，构成表见代理是否要求被代理人善意且无过失？被代理人的过错是否是表见代理的认定依据？对这一问题，立法保持了高度的沉默，学术界对此也是争论不休，司法实践操作更是莫衷一是。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我国的表见代理立法是不完善的，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对表见代理制度予以完善还为时尚远。现实的解决思路就是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一）人民法院可以对《合同法》第49条进行限缩解释。将“有理由”解释为交易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 .即明确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要件。这样可以增加认定的可操作性，减少法律理解和适用的混乱。
（二）明确指出，表见代理的成立，不以被代理人主观上具有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被代理人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存在使第三人信以为真的表象与理由，即可成立表见代理。尽管多数表见代理中本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过失行为（作为和不作为），但本人过错只是表见代理的表面特征，而不能是必备的要件。本人不能以自己无过错而抗辩免责，但相对人可以证明本人的过错行为而主张其正当理由的充分与合理。
在证据规则上，认定表见代理时，可以采取“事实自证”的方法，只要在客观上存在足以使第三人相信代理权存在的事实，就可以认定成立表见代理，而不必去考虑被代理人是否有过错的主观心态 .因为，当事人的过错，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的主观随意性非常强。对于同样的认识对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定结果。采用“事实自证”，可以克服主观认证方法的弊端，有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
（三）明确规定表见代理的具体类型。将合同法49条的原则性标准细化，从审判观念上形成判断表见代理能否成立的具体标准，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大致来说，表见代理的具体类型可以细化为如下几种：
1，本人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向相对人表示已经授权而实质未授权，相对人依赖本人的表示而与行为人进行的交易行为；
2，本人将其具有代理权证明意义的文书印鉴交与他人，他人凭此以本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相对人对此信赖而进行的交易；
3，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
4，本人虽对行为人的代理权作了某些限制，但未在委托书中说明，或者本人授予代理人一定的代理权，但事后又加以限制，代理人不顾其限制而按原来的代理权进行代理活动，但相对人并不知情；
5，本人委托授权不明，而客观情况又能使善意相对人误信行为人对所为事项有代理权；
7，本人撤回委托后未采取收回代理证书，通知第三人，或者发布代理权撤回的公告等措施，致使相对人不知道代理权已不存在，仍与代理人为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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