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须先要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主体，然后才能让他人认可他对财产的占有。人如果已经被看作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拥有的东西也就可以任意剥夺了。所以说，人格平等是一切平等的基础。
当马克思提出经济决定论的时候，这个隐患就已经埋下。马克思同今天提倡“经济人假说”的弗里德曼等辈一样，是先从经济入手观察社会的。马克思的主打书是资本论，而不是人性论;开篇说的就是商品，而不是人本身。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以容易量化的经济现象为起点来研究社会，自以为把握了社会的一切规律，却遗漏了人的根本属性，非经济的人格属性。
马克思说“人要先从事物质生产，才能建立科学艺术等等”，但是他却没有看到，人的物质生产将不断积累，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会逐渐摆脱你死我活的状态，故而“斗争”最终会走向谈判，而没有走向“最后的斗争”。马克思的斗争癖好，乃是犹太人的救赎冲动造成的。这种以一元性绝对性为特点的宗教，熏陶出了“末日来临然后才能得救”的根深蒂固的偏执。马克思说的革命总爆发不就是“末日”的翻版吗?
人类不可能有基于“观念”的末日，而只有基于"军事科技"的末日，人与外界的矛盾不断缓和，人与人的矛盾没有任何会激化的道理。而且马克思对自然科学了解有限。今天我们既然知道宇宙的广阔，我们就要放心地把地球保护好，消弭内部纷争，直到“永别了，武器”，直到宇航业取得突破，然后去探索浩瀚的星空。这几个目标才是真正能体现人类伟大的诗篇呢。
十月革命不是被称为“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难道上百亿年的宇宙史中它也是新纪元?这种虚假的宏伟，乃是当年人们坐井观天，以地球为世界全部的结果。今天要让人类消弭纷争，恐怕也要普及天文学的视野，才能让人心胸开阔，消除内斗，意识到我们整个物种的渺小，为井口之外的无垠美景而停止骨肉残害，合力为飞越井口努力。
反观中国的经济学家，引入经济自由主义，却不知“经济人”乃是生活在“人格平等”的秩序之下的。只谈经济不谈人性，只能像马克思一样，产生漠视人格的结论。两者所不同的是，弗里德曼等辈把“人格规则”放在视野之外;马克思则是以经济取代人性，硬生生要把经济活动的自发现象人为地砸掉，以期强行“制造”出“完美”的人际关系。却不知就算完美的人际关系有可能出现，也是要靠人自愿实现的。强行砸碎的思路被人利用，趁着世界大战造成的满目疮痍，还真能“成功”。只可惜成功后的东西，连原来的还不如了。
过去莫论对错，任何革命都有合理的原因，也许并无恶劣动机。但历史发展常被忽略的正是人际秩序的巨大惯性。过去对错可以不论，但今日的人格平等是必须争取的。秩序的惯性不会自发停止，只有施予一个反向的力才能拖回。这个力来自哪里，来自人的主观积极争取。消极的“经济人”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