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独立。不可否认，经济不能独立，的确是不能保持人格独立的一大原因，但窃以为，除此之外，另有原因在———
一是欲望使然。在新闻出版业空前发达之今日，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靠写作为生已不成问题。然而，靠写作为生并不等于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有些人见张三发了大财，李四达了小康，王二麻子居有楼出有车，便蠢蠢欲动，物质欲望随之增高。物质欲望一高，便只能在写作之外求财，或是谋个职，或是兼个差。求财难免求人，按照他人的意志办事，如此一来，也就很难保持独立人格。二是价值取向使然。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官本位社会，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是也。故有能力的要谋个官做，没有能力的也要靠吹牛拍马、弄虚作假、卖身投靠谋个官当。钻营于官场，奔走于权门，从别人手里讨前程，其命运也就交给他人掌握，想保持独立的人格，难矣哉!
由此可见，文人能否保持人格独立，与其个人的能力、欲望、价值取向有关。能力弱者，不依附于人不被豢养便无法生存，要想保持人格独立当然很难;能力强者，可以靠写作赢得经济的独立，而经济能够独立，便无须依附于人受人驱遣。对于后者来说，保持人格的独立并非难事，难的是如果物质欲望过高，高到靠从文已无法满足，或是受世俗的价值观左右，志不在创作而在升官发财，保持人格独立对他来说也会变成难事。
自古以来，为了满足金钱或权力的欲望而放弃独立人格者固然太多，但为保持人格独立而拒绝官方恩赐、谢绝他人馈赠者也不乏其人。孔子的门徒曾参宁愿躬耕自给，忍受生活的贫苦，拒不接受鲁国国君赠给的采邑封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毅然辞去县令之职，晚年虽然穷到向乡邻乞食的地步，但当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国史副总编)时，他却拒不奉诏;张岱于明亡后隐居山林，潜心著述，宁愿过“瓶粟屡罄，不能举火”、“风雨凄然，午炊不继”的生活而不与清廷合作;曹雪芹宁愿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苦写挣不到稿费的《红楼梦》，而拒绝做报酬丰厚的宫廷画师……
今天的文人或者作家，虽然鲜有获赠采邑封地、出任国史副总编的殊荣，无须经受此类巨大诱惑的考验，但也不至于穷到经常断炊或举家食粥的地步，故也无须像上述古人那样忍受贫苦的煎熬。既然如此，保持人格独立，有何难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