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文可知，C校怠于履行其法定保护义务的过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故而本文亦不再赘述。但回到前述第一条进路，C校在其对B教师的选任、监督、管理上是否存有过错，则不免令人踌躇。诉讼过程中C校亦提交了其1999年以来的部分文件、会议记录，意图证明其多次在下属教师中开展了师德教育。这似乎足以构筑起C校得以免责的堤坝。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证明C校已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其义务。从事前防范的角度看，预防机制的构建不能仅着眼于对被监督对象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一些具体制度的规制比之单纯地依赖工作人员的内心约束更为有效，也更为必要。笔者注意到，针对近几年来教育部门中多次发生的教师猥亵、奸淫女学生事件，C校亦制订了如下纪律：男教师找女学生谈话要有第三者在场并不得关门，否则将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教师不得在自己的住房内找学生单独谈话。但上述制度在C校却流于形式，成为徒具字面意义的规定。本案中，教师B极其自然地把A叫到自己的住房内，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形下对A单独地进行所谓“教育”，整个谈话过程中却并没有人就B教师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提出异议，甚至A、B亦觉得并无不妥。因而，我们姑且不论C校在选任教师上的过错，单从制度约束的意义上看，C校亦可被认为存有无法推卸的过错。
所谓过错，是指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认的行为意志状态。它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即：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精神且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⑿行文至此，笔者意识到，自己对本案例的思考其实是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判断并以之为前提，继而通过在这一前提下的找法活动为C校设定了“C校应当制订和严格执行一些具体的制度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样一个谨慎义务。当然这种找法行动符合侵权行为法遏制和补偿的功能性追求。但是否存有偏见呢?也许对C校上述义务的理解是对其过于苛严的要求?
对裁判结果的检讨于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利益的衡量，因为“法是为解决社会现象中发生的讼争而作出的基准，成为其对象的讼争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利益的对立和冲突。”⒀本案中C校较之学生A无疑居于强势地位，但这种强势地位并不必然能推导出C校就应负上过多的谨慎义务。但是我们应当看到，C校基于其强势地位，可以采取更多的手段，更有效地措施来积极预防类似不该发生的事件的发生。正如王卫国先生所言：“从侵权行为法的未来发展来看，刺激预防是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目标”。C校在预防能力和预防机会上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作出并执行“男教师找女学生谈话时需有第三者在场”之类的规定，并无负面影响，却能有效地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况且，C校还能够通过将上述规定在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来赋予A这样的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制侵权行为的能力——故而在笔者看来，对C校设定谨慎的注意和保护的义务不但是可行的，更有其必要性。
当然，从个案的意义上看，审判机关的判决实现了侵权行为法对A的补偿功能，就此点而言，似乎并不能说是有违公正。但法治其实也是“规则之治”。某种程度上，司法其实不仅在于解决纠纷，更通过其裁判确立或强调成为诸多规则。笔者遗憾地看到，该案判决实际上免除了C校在管理、预防上的应尽义务。这样一条规则的确立或许将使得教育部门在对学生的保护、在对教师的管理上采取更为冷漠的态度。这殊为遗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我国江西省某校发生了一起惊天爆炸，死伤学生数十人。而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南京市某幼儿园也燃起了汹汹火焰，十三条幼小的生命因此离开人间。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我们必会对无辜者和他们的母亲、亲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在同情之外，法律似乎还应当作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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