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想到的是，二审期间随着调查的深入 ，案件背后的真相慢慢浮现。不久前，机关算尽的鄢某和周某，因此诈骗案被分别判处三年和十年的有期徒刑。
周某原系福建省科技厅下属的省船舶科研设计院院长，兼任云南思茅某水运开发中心主任。在上个世纪末，省船舶科研设计院与鄢某之间，曾因船舶买卖产生债务问题，省船舶科研设计院一直没有偿还债务。
２００４年５月，周某把鄢某叫到福州，商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债务纠纷。周某说，省船舶科研设计院被吊销了法人资格，自身没有财产，无力偿还欠款，但鄢某可以通过法院，从其上级单位福建省科技厅弄到钱。
周某与鄢某商量，把当时设计院的借款时间往前推，再把利息提高，双方合谋伪造证据，这样可以从省科技厅获得更多的赔偿。
在鄢某同意之后，周某指使员工伪造了一系列的欠款凭证，不仅在财务账目上动了手脚，还重新订立了借款合同，提前了借款时间，鄢某作为“债权人”也在材料上签了字。
一个月后，鄢某用伪造的材料和周某提供的３万元诉讼费，向福州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省船舶科研设计院及上级主管机关省科技厅偿还借款１８１万元及利息，共计人民币３４９万元。
因为“证据”齐备，加上双方口径一致，福州中院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４日作出判决，支持了鄢某的诉讼请求，判令省船舶科研设计院返还该笔借款，省科技厅负连带责任。
就在二审审理期间，一封封印有“ＳＯＳ”的“求救信”，寄到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卢展工手中，鄢某在信中哭诉，称这１８１万元“是向十多位同乡所借，现在到处躲债，走投无路，希望福建省高院排除干扰，尽快结案，以挽回损失”，否则他将在全国“两会”期间，“做出让世人都知道的事情”。
可与此同时，省科技厅反映，周某涉嫌重大的经济问题，鄢某有可能与其相互勾结。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借款便有可能纯属子虚乌有。这让省高院法官提高了警惕。
为了调取证据，省高院民二庭的法官们多次前往云南、重庆、北京等地进行调查取证。
鄢某在“求救信”中坚称，那１８１万元是“向同乡借的”，并说他有“内部借款协议”可以证明这一切，然而法官们想见到这份协议却难之又难。
“我们到云南时，他说回重庆老家了。”当初参与了办案的吴法官回忆道，办案组再度与鄢某联系，他又自称会从云南回重庆，约办案组法官到重庆见面，可鄢某又“很巧”地与办案组“擦肩而过”。
办案组回到福州后，要求鄢某通过ＥＭＳ，把“已经在手上的”“内部借款协议”原件寄到福建省高院。可鄢某总有各有各样的理由推托，这份所谓的“借款协议”始终未见踪影。
找不到鄢某，办案组便想从周某方面突破，可当他们赶到当时周某在北京居住的宾馆时，周某却借口有事，避而不见。
于是办案组再度赶赴云南，重新展开调查，这回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历经艰辛，迷雾终于渐渐拨开，办案组从云南思茅中院、建设银行等单位，调取了二人合谋诈骗、骗取国家资金的相关证据。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２日，省高院裁定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检察机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７日，省高院刑二庭对周某和鄢某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周某和鄢某犯诈骗罪，分别判处１０年和３年的有期徒刑。
今年４月，省高院对周某与鄢某借款合同纠纷案重新启动审判程序，６月１９日，法院终审认定，鄢某起诉要求还款，诉讼标的客观上不存在，依法裁定驳回了鄢邦凯的起诉。
至此，一场伪造合同，通过诉讼想达到诈骗目的闹剧终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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