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供需比150∶1 捐献和管理体系制约器官移植思维导图

不爱计较

202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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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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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43岁的安徽蚌埠患者胡本蔡，因急性重症肝衰入住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一度病危。唯一能救他的只有肝移植，可是当时没有合适的肝源，等到的肝源和他的血型不合。

为了挽救胡本蔡的生命，鼓楼医院专家大胆为其进行了跨血型肝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专家强调，血型不相容的肝移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只用于急诊救命。

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介绍，由于供体极其缺乏，有90%病人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已成为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当世界上所有的移植技术几乎都能在中国进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郑树森院士介绍说，我国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达到99%以上，移植受者的1年、5年、10年的生存率已经分别高达90%、80%和70%。通过器官移植，换一个健康的器官就能让生命延续。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成为稀缺资源。与世界各国一样，器官来源紧缺也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是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所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30∶1，美国是5∶1，英国是3∶1。

器官供应奇缺，主要原因是器官捐献率极低。据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年的努力，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达到0.03。而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器官，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

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

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

33岁的魏霞走了。位坚强的湖北麻城姑娘兑现了生前的诺言：捐献了自己所有器官。她成为武汉人体器官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捐献第一人。当魏霞的追悼会在麻城举行时，同村的许多乡亲不敢甚至不愿前往与她告别，理由是怕沾上“晦气”。

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熟、被称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众多终末期患者得以延续生命的最后企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只“拦路虎”。

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中国人的丧葬习惯，去世的人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即使捐献者同意，往往也会因家属反悔而难以实现捐献。他举例说，一名脑出血女患者，她的丈夫同意捐献器官，但她的父母却强烈反对。

安徽长丰县造甲乡崇旱村程凤无老人去世前签下遗嘱，要求捐献遗体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与子女同意执行遗嘱。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常务副站长付杰到了村口，却被村里人拦住了。村里人将程家围了起来，大骂其子女不孝，老伴糊涂，付杰也被从车里揪了出来。尽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但程家人却无法再在村里立足，只好搬走。

安徽医科大学解剖学科主任李光武告诉记者：“在国外，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在我国内地却行不通，原因是观念没有跟上，宣传做得不够。在香港的玛利亚医院、威尔士亲王医院这些医疗机构，随处可见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子。在内地各大医院，几乎很难看到。”

一位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专家表示，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观念束缚，有时大的压力来自亲人。说服患者家属捐献亲人器官，很多人认为是件残忍的事情，没法张口。

去年8月，13岁深圳男孩丁思成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高敏是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高敏说：“别说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

有关专家认为，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捐献器官的观念和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的改变，必须辅以相关的制度来完善推进。没有充足的器官供体，再好的移植技术也是“空中楼阁”。

随着我国死刑判决的逐渐减少，活体器官移植数量迅速增加。但活体器官移植本质上是用一个健康人的器官，挽救另一个病人的生命，使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而且受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出现非法买卖器官等恶性案件。为此，我国对活体器官移植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

专家指出，随着死囚器官来源的逐渐减少与活体器官捐献的严格管制，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扩大器官供给。

尚无独立的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只是设立了器官移植的“准入门槛”，并没有打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12岁姓崔的男孩因患白血病生命垂危。来自山东临沂的父母想把孩子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接收登记。这对纯朴的农民想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捐出器官会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