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血管病患者的身上可以放多少支架,山东一家医院给出的答案是“7个”,假如不是因过度医疗而被曝光的话,这一纪录没准还会继续被刷新。然而,按照医疗专家的说法,“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照此计算,报道中的这位患者至少被卖了4个支架。
应该说,为了利益,不惜向患者体内植入不必要的金属支架,更让患者承担高额的经济代价,医疗机构的如此做法,的确令人瞠目。而对于当事患者而言,不啻于被忽悠了,还要帮人数钱。不过,尽管“7个支架”事件再度引发了对于过度医疗行为的激烈质疑,但与其说这一事件是过度医疗现象的变本加厉、登峰造极,毋宁说是当下医疗体制痼疾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症状罢了。
事实上,真要说“7个支架”与“抗生素滥用”抑或“贵药得宠”有什么差别的话,不过是前者涉及到了手术,而从本质上来看,所有上述现象其实并无任何本质上的不同。无论是“抗生素滥用”也好,甚至价格高的药更受医生的青睐,其实都是以患者的身体承受不必要的额外伤害为代价的,而这些伤害也同样都是要患者为之埋单的。而由于医疗本身的专业属性,过度医疗往往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并不易被患者察觉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7个支架”其实不算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更多不过是“老故事”演绎出的“新版本”罢了。
而现实中,搭桥手术是心脏病治疗最好的方案,医生却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利益驱动对于医疗服务的扭曲更是彰显无疑。只不过,放在当下医疗机制之下,无论是业绩考评、创收核算,医院其实更多地是按照公司的模式在运营,至于医生的奖金也和创收挂钩,更是逼着医生当“商人”。被戴上了业绩紧箍的医生们,瞬间完成了从“医者”到“商者”的角色和思维转变,也就并不意外了。当并不赚钱还费工费力的“搭桥手术”和利润丰厚的“支架植入”被放到同台PK,谁将最终胜出,答案其实已不言而喻。
基于上述视点,“7个支架”的背后其实仍然是老问题,只要医疗体制一日不剔除其顽疾,不回归医疗服务的本意,不让医疗服务本身体现其价值,或是医保这一医疗服务埋单者对于过度医疗的约束机制继续缺位的话,那么,“7个支架”显然还不是终点,这则“老故事”或许还将继续打破纪录,并演绎出更惊人的新版本。 (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