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则认为，医患关系矛盾越来越突出，总体上因为转型期的医院服务水平降低，部分医生境界变差，医院管理方式变坏。
今年30岁的周小姐反对博文中“看病贵是因为大医院成本高”、“患者看病蜂拥至大医院是浪费资源”的观点，认为不该把成本高归咎于患者多。
上个月周小姐10个月大的女儿拉肚子，先到社区医院看病，社区医院说孩子只是消化不良，回去之后孩子拉脱了水，只好抱到同济医院。医生很快诊断为轮状病毒感染，再不治疗后果严重。“同济人多，但我们没办法，社区医院看不好。”
“我女儿做一个CT1200元，一个医院的医生让做，另一个医院的老专家说浪费钱。都是大医院，不知道该听谁的。120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市民邓女士说，她觉得检查一定程度上是医生的借口，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又有几个医生是为病人的钱包考虑呢？”
昨日在肾内科住院的王爹爹说：“进了医院气氛就不好，医生护士忙得要死，见不到人，想问问病情都不行，还得托熟人。”王爹爹觉得医生护士很少热情解答患者问题，“也许他们是很累，但如果没有那么多医生护士，医院就不该设那么多病床啊。”
患者李先生认为，病了进医院完全是无可奈何，医生“掌握着患者的生命”，除了少数素质低的喜欢扯皮，不到迫不得已谁愿意跟医生发生冲突。
“如今需要医生来告诉大家，不收红包才是伟大的，未免有些可笑。”患者冯先生说，医生本来就不该收红包，而如今不收红包的医生已成异类。
“我们能理解医生工作的特殊与辛苦，这个职业值得尊敬。但现在什么职业不辛苦，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也要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的人也不鲜见。”冯先生认为，医生的确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习上，但如果因此收入就该比社会平均工资高数倍，这就不太合理了。
“医生可以说是这个社会最特殊的行业，本来患者应对医生感激涕零，可现在为什么这样？需要反思。”曾当过医生的毛先生说，他转行跟医疗机构问题成堆有关系。“有的医生拿回扣，有的不拿，如果没人管，不拿的就会觉得自己傻。”
昨日，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接受采访时说，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监管机制和处罚机制问题。很多患者看不起病，这不是某个医生的问题，而是医疗系统本身的问题。新医改完善、改进了制度，但仍显“粗放”，缺乏细则和配套措施，这样势必使得执行不到位，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很多人就会不做，加之没有监管机制和处罚机制，问题一旦形成就很难解决。
第二是医护队伍的素质问题，包括技术、服务和思想境界。“像王争艳那样的好医生有很多，但也有素质不高的。”冯桂林说，有的医生不履行救死扶伤的责任，也和现行的管理制度没有刺激机制有关。
第三是医务人员不能满足患者需求。患者想知道关于病情的一切，而有些医务人员不愿细讲，患者觉得进医院就是受气。如果形成了“你掏钱，我治病，治完病，你走人”的想法，纯粹把医患看成是金钱关系，患者心理上接受不了。
医生没时间解释，是医院安排的问题。既然不能保证服务质量，就大可不收那么多病人。转型期更需要医务人员耐心、诚恳、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社会和医疗机构，都该在制度框架下好好反省、检讨，让医生继续成为神圣的职业，毕竟医生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之一。”冯桂林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