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毛门”到“弃婴门”继而到“录音门”,一桩桩医患纠纷的新闻事件被见诸报端后,医患矛盾愈演愈烈。昨日,广东省政协医卫界委员对当下的医患矛盾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一些媒体不够准确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山一院黄文起委员表示,本来分组讨论时就想带着一块“我们被误导了,要相信、善待医生”牌子,想想还是12日大会发言时请医卫界委员一块举牌助威吧。媒体称之为“委员拟举牌为医生正名”。(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媒体在监督防范医卫腐败、推动医卫改革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但确实,也有一些医卫报道不是很准确。为什么不够“准确”?有客观的问题,比如采访的记者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对医疗事件的认识存在偏差,产生了误解。也有主观的问题,比如个别媒体个别记者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在采访尚不到位的前提下,就得出了一系列“雷人”的结论。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报道失准”,受害的最后可能都是医患。
医生是“报道失准”直接受害者,患者的不信任给他们的诊疗工作带来了更高的难度,相比以往,他们得花更多的力气在防卫医患冲突上。患者是间接的受害者,一旦医生也开始选择不信任病人,认为他们“难缠”,治疗方案将会变得无比的保守,过度防卫的检查和药物会增加患者的就医负担。该做的手术,因为风险太高而被放弃,还是患者受害。
不过,这是报道本身惹的祸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但不少“顽固”的医疗从业者们依然在认为,如果媒体记者不来报道我们,可能事情就不会变得糟糕。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防火防盗防记者,被某些医院管理者信奉为“安全之道”。面对找上门寻求真相的记者,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医院沉默,选择了回避沟通。患者却视媒体记者为“救命稻草”,进行异常亢奋的表达,愿意尽可能多的提供一切信息,其中也包括那些可能会失真的信息。一旦这样的医疗新闻报道出笼,自然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会让很多医疗人士误认为,媒体在偏袒患方,故意描黑医院。
所以,要想让医方不被“误导”所伤,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呵护知情权,加强医患沟通。通过全面及时的信息发布,让公众得到更多的知情权。患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可帮助他们判断是非的信息,有利于他们客观认识与评价医生的工作,减少误会产生。围观者能够第一时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就能够建立更理性的认识与判断,增加对医生们的信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时代,电视、报纸、网站、微博、手机……传播渠道变得异常发达。越是在传播发达的社会,就越要强调呵护知情权的可贵与重要。很多时候,误解与歪曲之所以产生,不是“报道”的问题,而是“报道不足不到位”的问题。在医疗事件中,患者之所以被定义为“弱势方”,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信息上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知道的,永远不可能比医院多。医院之所以被认定为处于强势与主动的地位,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事件信息。
只有先从医院做起,愿意向媒体坦诚开放,让记者们可以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建立在知情权得以足够保障的基础上,准确而负责任的医疗报道才会更多。很多时候,媒体记者提供了“不准确”的报道,有可能不是“态度与立场”的问题,更可能是“能力”与“渠道”的问题。医院多承担一些信息发布任务,医疗专家多和记者打交道,医院大门任何时候都向媒体记者开放,我相信,这要比“举牌子正名”管用得多。
U156383470
U453440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