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是做了11年住院医师，之后在医院下设的4个门诊站点担任全科医生，最后成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做社区医生，王争艳每月收入2300元；一家三口至今住在不到50平方米的小屋里，儿子在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长到22岁。
与她同级毕业的同学，如今几乎都是大医院教授，甚至是大医院负责人，大都住高档小区、开名牌轿车。
到过王争艳家里的人，都认为她过得太清苦；看过王争艳故事的人，有不少为她的清贫鸣不平。
王争艳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我是快乐满足的。”
一名水果摊贩的孩子吃水果糖窒息，被王争艳抢救过来。以后，王争艳去买水果，摊贩总是不要钱：“怎么能收恩人医生的钱呢？”
知道她从不收礼，常有病人买下一兜水果或菜，等在她骑车下班的路上；看见她，装成偶然遇到，嘴里一边寒暄，一边把东西往她车筐里塞。
王争艳很阳光，整日乐呵呵的。她说：“我很享受和患者亲人一样的感受，他们给了我一个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记者：您被称为“青霉素医生”，您的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开“小处方”，“小处方”能完全解除患者问题吗？而且，在一些医院，青霉素几乎绝迹了。
王争艳：“小处方”只是一种说法。其实，我的本意是用最小的代价治好患者的病。
我不会理财。给病人开药时，从来没有想到处方的大、小，真的没有去想这个药几多钱。我只根据病情开药。如果一味追求“小处方”，反而治不好病人的病；耽误了病情，这个后果就会造成“大处方”。
我是基层医生，从小到大，我知道农民、渔民、铁路工人的疾苦，我知道满足他们的需要。
记者：很多医生看病，还没细看病人，检查单就开了一大串。您看病只靠一副听诊器、一个小电筒、一包棉签，没有用大型设备检查。病人相信诊断结果吗？
王争艳：我不是不开检查单，必要的检查如CT我也会开。但我一定要先看病人，用听诊器、小电筒给病人体检。此后，必要的检查该做还是要做。
有些病人过分相信检查单。所以，如果怀疑患者患肺炎，我一定要他去拍个胸片，我也要有证据。
现在，卫生部规定一些疾病的临床诊疗路径，这是好事情，规范了医生看病行为。
王争艳：只在“同济”进修了半年。今年，市卫生局在全市培训30名全科医生，到协和医院培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专业，我太想去了，因为社区需要。
记者：您一直是一位普通医生，前年职称才晋升为副主任医师？
王争艳：我天天看病，没有科研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职称升不了。但我从来没有放松学英语，职称英语考试考得很好。
王争艳：清贫？我不觉得，我真的很快乐。以我现在的工资，吃、喝不愁，每天上班和病人在一起，下班后看书、看大片，很好啊。
金钱不代表幸福。我看过百万、千万富翁，他们发的愁太多了。
在路上，碰到有人用朴实的方式向我表示谢意，这给了我做医生所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最受用的时候。
记者：您是一个阳光的人。每次座谈会，谈到读大学时患病，您都会流泪。这段经历影响您的行医吗？
王争艳：我对疾病的痛苦有深刻体验。我出生在洪湖市，父亲是乡卫生院院长，母亲是护士。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医院旁。半夜，医院有失去亲人的家属痛哭，我常被他们凄惨的哭声惊醒，心里很不好受。
我得过几次大病，5岁时患肾炎差点死了。考上同济医科大学，我学习十分刻苦，想读研究生、想留校，有很多计划。我是家里老大，那时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7元，生活很艰苦。结果，我患上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我不敢刻苦学了，不可能在学校谈恋爱，也没有机会留校和考研，人生计划发生了重大改变。
现在，我只要听到患者咳得时间长一点，我就很敏感。我不想患者像我一样，因为疾病改变了人生。
王争艳医生是被市民发现并推荐出来的。她纯粹、朴素、亲切、通透。她不仅治疗病痛，而且温暖人心。她的身后，一边是民众对于高尚医德和廉价医疗的苦苦期待，一边则是当前医疗卫生行业中诊疗行为过度逐利、医患关系有些紧张的现实。
“青霉素医生”、“小处方医生”是一种表象化的描述。它的本质，是一名医生对医学目的的认定、对职业精神的坚守，没有超出病情需要的大处方，没有面对患者的倨傲冷漠，没有利益的计算，有的只是一个纯粹医者的作为。王争艳医生被社会关注、推崇，无疑是对她的坚守的肯定，但也直观地显示出这样的精神和坚持到了何等稀缺、珍贵的程度，虽然这应是医者的基本价值。
医疗卫生事业是与人最接近的社会事业。尊重生命、因病施治理当坚守，温暖、关爱、悲悯不可或缺。感知患者的病痛，感知由此而来的困苦，应当不分对象的身份地位，也不分基层与大医院。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我们需要更多王争艳这样的医生，不如说整个社会需要医疗伦理和职业精神的回归。一个国家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尊重，都能够享受到基本而有效的医疗服务，最终需要倚赖医疗伦理的普遍树立，而不是让所有病人都拥向“王争艳工作室”。
新一轮医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公益性将成为医疗卫生事业运行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国家要担负起公民基本的公益责任，不仅是一个利益机制的设计和改革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只有当患者的病痛也成为医务工作者的病痛，而非成为其谋利的工具，医患之间才能建立起最基本的理解和信任，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性温度。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国家医疗伦理与道德问题无法由个别的人来扭转。但从找到一个纯粹的医生到建立一个纯粹的医疗卫生事业，我们应该能够从王争艳医生身上找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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