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和患者之间，本应是相对和谐的共同体。医生仁心妙手救死扶伤，患者谨遵医嘱力战病痛，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患者尽快康复。遗憾的是，医患矛盾已经成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有升级的趋势。不少病人对医院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日常就诊也想着找关系走门子；一旦出现医患纠纷，轻则可能成为“医闹”，重则可能使用暴力手段袭击医生，用以血还血的方式进行“暴力维权”。
在文明社会，以暴力方式解决医患纠纷的极端思维，是必须坚决摒弃的。医院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这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圣地，不容任何形式的暴力存在。在国际公约的规定中，即使是在战争阶段，也要保证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医疗单位及其建筑物、器材和人员不受侵犯。为泄一己之愤在医院里公然行凶，首先就有违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
退一步讲，即便医院和医生有过失，患者也不能采取暴力手段“维权”。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失误，大多数属于职业过失而非蓄意伤害，这种过失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比如吊销行医执业证书等。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一种处罚都不应由患者来执行，更不允许对医生进行暴力报复。以戕害医生的身体和精神，来弥补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绝不是一种理性的维权，只是一种野蛮的泄愤。这种以血还血的扭曲心态，让“维权”异化为“侵权”，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是一种两败俱伤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医患关系紧张背后的深层原因。据媒体报道，王宝洺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书法家，平常看不出个性暴戾，也通过法律途径与同仁医院进行过交涉。但这个大众眼中的艺术工作者，为何还是走上了这样一条极端之路？这多少也折射出了现行医疗制度面临的信任危机。
医疗事业本应是一项服务大众的公益事业，一旦被推向了市场之后，收支一条线的医院也就成了盈利机构。部分医院为了“以药养医”，小病大治、滥用贵药的行为屡见不鲜，人为加重了患者“看病贵”的困难。而在医患纠纷产生之后，虽然有行政调解、双方和解、司法诉讼等多种解决方式，但由于医学鉴定程序繁琐、标准模糊，患者一方维权难度相对较大。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医疗鉴定机构自身的行政化和非中立性，也加深了一些患者对于鉴定结果的不信任。原本应该在医患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的机构“失灵”了，患者在医疗过程中遇到压力，就可能直接转移到与之面对面的医生身上，矛盾只会变得更加尖锐。
对医生的不信任、对医院的不信任、对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的不信任累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多患者难以排解的焦虑。这种焦虑感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可能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转化为赤裸裸的暴力。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以暴力来解决医患纠纷，都是绝对不可取的。在谴责暴行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完善医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从源头上消弭暴力进而酿成悲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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